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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问题研究 　　【摘要】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是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宏观动力，在自主意识指导下的社会理性选择是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微观动力，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控制体系下，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机制的内部作用力有所不同。当代转型社会中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呈现不同的特点，即当前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流动呈现整体结构性向上、并具有相对滞后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主流体制与自由市场间流动、体制内升迁以及短期空间流动，自主性流动增加，但政治调配仍发挥一定作用，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出现中心地位的互换。 　　【关键词】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知识与社会自主意识 　　一 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宏观动力 　　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不论是西方的精英论、泛化论还是中国大众普遍承认的以受教育程度为标准的划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必须是掌握并运用一定文化知识并以此为生存基础的人，因此知识文化是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知识本身的状况、掌权者对它的态度倾向及现实社会对它的需要和依赖，决定了知识在社会生活实际中的地位、发挥的作用，进而决定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因此，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宏观动力是知识与社会的关系，区别于农民社会经济流动的主要动力机制是城市的聚集效应。 　　在当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也必将卷入这场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全球化趋势，中国社会将出现两次科技革命相互交融的局面。因此不管是复杂社会发展本身，还是这一转型的结果，知识分子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会权威影响等方面将更加明显，即社会更加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相对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这一关系的变化决定着知识分子整体性向上社会经济流动。 　　在知识分子整体上升流动的同时，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发生了中心地位的互换。这一中心地位位移不是孤立发生的，它同时涉及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尤其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机制、国家发展战略的转换以及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的变化。 　　二 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制度性渠道：教育机制和职业提升制度 　　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状况的视角分析，正是教育机制使社会成员拥有知识和技术，这是社会成员改变其先赋地位的基础。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技术是社会分层的基础，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途径”，而技术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以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在当今学历社会的中国，通过教育机制达到的不同学历程度事实上成为个体居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依据，社会生活的重要环节，如就业、晋升、流动、社会声望等主要受受教育程度高低的影响。而在知识越来越成为社会“中轴”的发展趋势下，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层次、收入、声望成正相关的趋势日益明显。教育是实现社会经济流动（垂直流动）的主要机制，而社会成员通过教育机制达到的不同教育程度也构成了社会分化的基础，这同样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和内部分化的基础。 　　三 知识分子社会经济流动的微观动力 　　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流动不仅仅是社会整体变迁和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只是简单地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选择，而是主体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相对农民社会经济流动为求生存的被动性，知识分子作为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群体，在整体结构性向上流动的同时，在职业提升机制提供流动可能性途径的基础上，其社会经济流动更多的是在自我意识指导下的社会选择。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市场已经渗入社会的核心层，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知识分子个体面对社会现代化产生的个人发展途径多元化，在价值选择过程中首先出现了大规模的分化，这种分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与社会体制关系中的分化：或选择“下海”经商，或依旧留在社会体制内，或选择游离于社会主流体制和经济市场之外。 　　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文化体系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国家统一控制调配知识分子的流动。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被纳入主流文化体制，自由职业知识分子无法生存。因此当国家统一控制体系逐步松弛，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便获得社会制度的夹缝自由空间，从国家中心体制自主流出而成为反体制知识分子。他们站在文化批评的边缘，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性，提供一些以后会传播到大众和公共决策者那里的重要的批判性观念，并且可能帮助确定标准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他们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较少受到制度的压力，比起其它类型的知识分子较少受到正规要求和日常事务，因而具有较多的可变性。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位，使他们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更自由地摆脱服从传统的压力。但中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如此迅速，使刚获得夹缝自由空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接踵而来的专业化、制度化分工产生的夹缝空间的不断缩小。在社会文化生活逐渐科层化的当代中国，专业知识分子逐渐取代普遍知识分子而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