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志愿精神在中西方思想渊源及发展差异.docVIP

试析志愿精神在中西方思想渊源及发展差异 　　摘 要 本文对作为现代志愿精神思想渊源的慈善思想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中西方慈善思想在向现代志愿精神发展中产生的差异，以期为志愿精神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 志愿精神 慈善 思想渊源 发展差异 　　2008年对于志愿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一年中，中国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都有为数众多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广大的志愿者的实际行动和感人事迹，博得了国人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引发了社会对志愿精神极大的关注。但现代志愿精神产生于西方社会，要使其在中国获得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志愿精神的思想渊源和发展差异进行梳理，以便在借鉴和融合的基础上实现本土化的突破。 　　1 中西方志愿精神的思想渊源 　　志愿精神成型于近代社会，是现代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但作为志愿精神直接思想渊源的慈善思想却是古已有之，这也成为现代志愿精神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西方社会中的慈善思想和基督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督教教义中的“博爱”思想认为，所有信徒都是上帝的儿女，因此信徒之间都应当以兄弟姐妹的关系相处，要求信徒能够抛弃对物质的追逐，崇尚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不分男女，不分贵贱都是兄弟”的“爱”，即能够抛开身份地位的高低以及关系的亲疏远近，以乐善好施的态度对待他人，最终将其外化成为一种行为准则，自觉地对他人施以帮助和关爱。基督教之所以要求如此的“博爱”，源自于其教义中的“原罪说”，即“人生而有罪”，人一出生便是上帝的罪人，为了能够洗刷罪恶，涤荡灵魂，就需要信奉上帝，而上帝要求“我赐予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因此，基督教信徒需要自觉地以崇高、无私的爱心去帮助他人，以此来避免在末日审判时被投入地狱，实现自我救赎。由此可以看出，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更多是出于宗教的诉求而非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以，可以将西方社会中的志愿精神视为一种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慈善志愿”，带有比较强???的宗教色彩。 　　在我国古代社会，慈善思想同样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众多思想流派对于慈善思想的阐述各有不同，但是都蕴含着造福民众以及救世救人的思想观念。“仁”是儒家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它要求人在增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实现“仁者爱人”，并将“仁爱”从内在的情感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时的伦理道德标准。孟子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人之天性，促使人们产生互爱互助的慈善行动。道家文化也对慈善思想有重要的论述。老子提出“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所在，人的善与恶也包含其中，善行可以得福，恶行就要遭祸。道家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庄子提出“得道升天”的观点，要求人们多行善事，进而积累德行以得善终。除了儒家和道家，墨家的“兼爱非攻”和佛教的“因缘业报说”等也包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均对我国古代的慈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 志愿精神在中西方发展的差异 　　通过对中国和西方国家传统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在中西方社会中都存在与志愿精神相关的文化根源，但是这种文化根源在不同的地区却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态势。中国社会中为何没有形成成型的现代志愿精神呢？在当前我国需要大力弘扬和发展志愿精神的背景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志愿精神之所以在西方国家中的发展要比在中国的发展更完善，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1）宗教因素在志愿精神发展中的作用；（2）中西方对社会管理的差别。 　　首先，虽然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中都存在慈善思想这一志愿精神的文化根源，甚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关于慈善思想阐述和探讨比西方更加深入和丰富，但是“仁者爱人”、“得道升天”、“兼爱非攻”等慈善思想多是将“善”作为一种社会伦理道德标准，要求人们通过对自身的约束来实现的，而即使个体没有做到，也不会因此而遭受过多的现实损失，可以说并不具有普遍强制性。反观西方社会，由于国家统治者的积极推崇，基督教等宗教因素已经深深植入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影响力巨大，而行善助人虽然也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也体现人性向善的一面，但更成为宗教信徒的一项基本义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且，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所提出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不同，西方宗教对于人性的认识是人性本恶，宗教的“原罪说”、“赎罪说”将人们从一降生就定性为“恶”和“罪”，信徒只有时刻怀着博爱之心，关爱帮助他人才能弥补已有的罪恶，死后灵魂才能进入天堂而不是投入地狱，这种对于来世受苦的畏惧感也促使基督教信徒主动地、积极地行善，这也就使得慈善思想以及慈善服务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为现代志愿精神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导致志愿精神在中西方发展差异的另一个因素是对社会管理的差别。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