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匏器 从宫廷到民间玩物 　　将葫芦进行加工，表面产生繁复的图案，而且可以通过改变葫芦的形态，达到一种奇妙的艺术美感，这便是匏器，又名葫芦器。匏器并非只是现代的工艺品，在古代就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把玩的物件，尤其在清代更是大放异彩，之后随着清王朝的没落，匏器也渐趋沉寂。近年来随收藏热兴起，葫芦工艺品也重新回归到人们的视线。 　　《谈匏器》所引发的葫芦热 　　1979年，被人们称为京城大玩家的王世襄一篇名为《谈匏器》的小文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少人甚至到其家中寻访，想向王世襄请教匏器（范制葫芦器）的种植及范制方法，试图恢复这一传统工艺。但是，种植葫芦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除水浇园地以外，还要具备制模的能力，而种植葫芦，从秧苗、分栽、扎架、引条、选实、套模、系吊直到长成收获，需要摸索积累相当的经验才能逐渐掌握???因此来访者离去后大多再无讯息。 　　其实，《谈匏器》本是王世襄写作于1960年的一篇旧文。据王世襄之子王敦煌说，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进行，粮食种植在农村逐渐占据了突出地位，被视为“玩物”的文玩葫芦种植则逐渐趋于绝迹，即便在解放前曾以范制葫芦出名的天津和徐水等地，也无人再种。王世襄有感于匏器这一传统工艺的濒于灭绝，于是撰文投给《文物》杂志。但该杂志时任主编因文章有“玩物丧志”之嫌，未予刊载。近20年以后，该文才得以重新面世。 　　所谓的范制葫芦器又称模子葫芦、范匏，就是以范迫使葫芦依照人的意愿生长成形。范制葫芦的方法，是将幼小的葫芦，纳入刻有阴文的范模中，随着葫芦的长大，逐渐填实范模中的空间，待葫芦木质化后取出，范模的阴刻图文便在葫芦上作阳文显示出来。关于范制葫芦的出现，过去普遍认为出现于清初。沈初的《西清笔记》中就有记载：“葫芦器，康熙间始为之。”乾隆皇帝在此御制诗中，也屡次鼓吹“壶卢器者，出于康熙年间”，甚至把葫芦器的发明权直接归于康熙皇帝：“壶卢器，自皇祖命苑监创制，至今尊奉成规”。但实际上，明万历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五杂俎》中就已经写到：“余于市场戏剧中见葫芦多有方者，又有突起成字为一首诗者，盖生时板夹使然，不足异也。”这证明，在明代民间范制葫芦已非常普遍。 　　进入清代以后，民间范制葫芦传入宫廷，逐渐发展成一种宫廷艺术，特别在康熙和乾隆两朝达到鼎盛时期。据记载，康熙曾命人在西苑丰泽园（今中南海瀛台西北）“架匏而规模之”。而乾隆则在圆明园的长春园中建有含经堂，并在其中广植葫芦。几年前，考古专家还曾在含经堂遗址上发掘出一批葫芦虫具的陶制模子。据王世襄考察统计，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乾隆两朝的葫芦器多有“康熙（或乾隆）赏玩”的款识，至于其品色则包括了瓶、罐、碗、炉、盒、筒、杯、碟等数十种。在这时，不少珍贵的宫廷葫芦器除了供皇帝赏玩以外，还曾作为礼物馈赠给王公大臣和外来使者。而以葫芦蓄养冬虫的传统大约也起步于清代初期，只不过在乾隆之前，宫廷葫芦范制还是以瓶、壶、炉、盒等大型器物为主，清中叶以后，范制鸣虫虫具和鼻烟壶等小件物品才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其总体规模也大不如前。 　　从摆件到手头玩物 　　随着王世襄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谈葫芦》一书（1998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中国葫芦》），全国各地掀起了一波种植葫芦与大规模生产范制葫芦的热潮，匏器再度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在清代以前，不论宫廷还是民间，蓄养鸣虫的工具多为笼（用金银丝、竹子等编制而成）。乾隆时期，宫廷内蓄养冬虫仍以“绣笼”为器具，但这时，民间养虫已开始改用葫芦。《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当时京城养虫的习俗说：“少年子弟好蓄秋虫……能度三冬，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藏之……” 　　道光、咸丰以后，宫廷葫芦已逐渐没落，但民间范制葫芦却逐渐兴盛起来。清代晚期，以范制葫芦而知名的地区有河北安肃（今徐水县）、三河县等地。其中三河刘显庭所范制的葫芦一律是素范，用以蓄养冬虫，可以“叫虫出音”，因而颇负盛名，被称为“三河刘”。上世纪初，天津逐渐成为北京周边最重要的范制葫芦产地之一，先后出现了旋大爷、李六、史老启、陈摆设等名家，被称为“天津四大家”。 　　与之相比，北京当时的范制葫芦并不普遍，以纯粹的玩家居多。1938年，王世襄在燕京大学就读时，在校园东门外开始试种葫芦，所削制的六瓣木模上模刻了月季一枝，左下方加一小印，题为“又筠制”。刻成浮雕花纹以后，送到东郊盆窑烧制成范，当年居然便得到了两三只葫芦器。这一葫芦范后被天津一陈姓葫芦艺人拿去范制。当王世襄看到1983年香港出版的古玩展览图录中就有用自己当年被借去的葫芦范所范制的葫芦器，而看到其所标注年代竟然为18世纪时，王世襄不禁慨叹：“若然，区区岂不是乾隆以上人！” 　　在王世襄的《谈葫芦》一书出现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几位各具特色的种植葫芦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