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链条下权力生态.docVIP

公益链条下权力生态 　　至少在两年前，当我们谈论NGO这类词汇时，想象到的还是苦呵呵的草根小团体，他们就像孤立的个体一样，处在社会边缘位置，做着无人问津的道德事业，他们所得到的与道德标高形成强烈反差。羸弱、标新立异、总之是无权势，支撑起对公益的全部想象。搁在今天，此类对公益组织的想象自然是偏颇的。因为除了草根NGO之外，公益场域内的生态已然发生根本变化。公益智库、基金会、官办慈善、公益大佬等角色蜂起，公益界的问题意识也成长起来、广泛起来。草根NGO的挣扎，不过是其中的“微澜”而已。 　　社会大众对这种流变或许不甚清楚。他们一方面赞助民间运营的免费午餐，出手豪阔；另一方面，公益人喝杯咖啡也能让他们耿耿于怀，认为犯下了慈善的禁忌。殊不知，社会对公益界的支持引发了更多后果，联合与隔膜向来以令人奇怪的方式并存。 　　公益圈内已经并正在形成的，???以占取资源为核心而演变出的公益链条。以资源为导向，链条分上下游，即成公益权力生态。这样的链条并非单一，彼此之间有呼应，有复杂的勾连。财富精英和专业人士认识到此间的寓意，投入其中，从而促成了更复杂的演进。 　　九二世代殊途同归 　　先简单说一下历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批从体制内出走的知识分子开始成立NGO。这些组织多数关注当时的冷门，比如环保、教育等，构成最早的、最有民间意义的公益机构。自然之友梁从诫、西部阳光基金梁晓燕等一批人，也就此成为民间公益界的代表人物。 　　就在同个时期，官办基金会成为最早一批的体制内公益设置，与基金会管理条例等公益界法案一同组成体制内公益力量。无论体制内外，根据草创的时间以及主要组织者参与的时间，将这一时期出现的公益组织统称为“九二世代”，这是公益生态圈的雏形。 　　列举这些，不单是为了回顾历史。因为在这股九二世代的潮流下，在本世纪初继续出现了“裂变”。民间部分深耕公益专业化，官办公益的代表人物出走，投身到民营基金会和公益组织，比如徐永光等人。九二世代酝酿了现今公益势力中资格最老的公益人。 　　在2007年之前，在九二世代的裂变尚未完全成型之前，一些被这些元老级公益前辈带出来的新人，也开始尝试建立小型的NGO。在资源和服务范围上与原本服务的组织多有重叠。这部分以七零后为主的公益人，成为九二世代以下的次生代人物。 　　从五年前开始，内地公益界的谱系出现了分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益世代的传承不再清晰，谱系被打乱；二是后进入的公益力量摆脱传统公益方法，用财经专业知识另立“山头”。公益圈内出现了战国一样的混沌，公益目标与手段等都产生了更多流派。 　　一批新的公益人从前辈的庇护下逐步独立，这部分青年世代扩散了九二世代的公益理念，丰富了九二世代的公益手法，并且毫不犹豫地将公益作为与社会进化联系到一起。公益进化论的进步乃至于民主色彩浓郁，这也是不同世代的公益人殊途同归的依据所在。 　　就目前所见，九二世代以及后起之秀，散布在各种性质的公益链条上，分布在不同的公益环节。公益圈十年一个世代的培养期限逐渐缩短，公益势力与公益世代的更新同步。如果假以时日，这部分多为公益组织骨干的人将决定着未来公益的气质。 　　政策利市冷热不均 　　官办公益遵循着政策市，有政策则利好，无政策则竞争乏力。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政策推动官办公益的最好时光，它们在均沾政策利益时，也占据被强行赋予、民众尚无能力分辨的社会角色，从而两边吃香，形成了官办公益权势的庞大资产，以及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政策红利经历了十年的好时光，它随着政府公信力的骤降而显得力不从心。从郭美美系列风波开始，民众质疑的风潮涌向官办公益，不信任它们的存在、不接受它们的改革承诺，官办公益由此失去社会力的支撑。这是官办公益重组势力范围和发展思路的开端。 　　社会管理创新正是给官办公益提供政策利好的新理由。社会管理创新的要害在于建立一个财政资源的输送通道，利用政府势力为社会管理提供新的方法论。官办公益暗合此意，趁机向新政策集结。这个结合的过程，恰恰是社会管理政策被“做大做强”的过程。 　　官办公益的思路很直接，就是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如果把政策比作一条河流，官办公益组织的变身，就是成为各种规模不等的水坝：一方面让政府财政处于可控范围，另一方面通过它们来调节向下输送的资源，对其他NGO起到节制作用。 　　就像本刊以前谈到的那样，在这个利用政策的运作中，红会是典型的案例，代表了对政策变动精髓的把握，属于政策驱动型公益权势的完美形态。而官办公益变身成枢纽，完善功能，比如孵化它们认可的小型NGO，或者继续左右社会政策的走向。 　　将社会管理政策化为公益新势力的链条，这一进程已经开始，而且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趋势。换言之，原本希望从政策利好中获得赞助的纯民间机构，会失望地发现：它们要么附属于官办公益的大佬，要么只能在财政资源被控制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