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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与魏晋审美追求嬗变
《世说新语》与魏晋审美追求嬗变
【摘 要】魏晋时代是中国政治思想都极为动荡的时代,随着门阀政治的确立,中国文人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天下非皇室一家之天下而为几大士族所共有之天下,随着政治及经济地位的确立,文人开始对文学、生命意义的探寻,审美态度发生转变。与此同时,魏晋时代的残酷政治斗争亦使文人屡遭打击,其精神状态也发生嬗变。《世说新语》作为魏晋文人之精神写照对这两种转变都作了全面的记录,我们可从其中找到中国文人精神之变化轨迹。
【关键词】洒脱;苦闷;文人精神;美
一、苦闷中的出路,魏晋玄风
魏晋时代可说是中国文人生存最为苦闷的时代:经东汉党锢之祸,再加以曹氏与司马氏之争,接着又是八王之乱,知识分子接连受了三次惨烈的打击。魏晋文人面对不同于前代文人的生存处境,穷则思变,产生了异于前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从西汉起,文人已因各种要求追求儒、道两家的思想,由贾谊起,在一篇作品中的积极的一面,常是出于儒家,由积极而无可奈何地转为消极时,便由儒家转入道家,这说明两汉的文人已同时受儒、道两家或深或浅的影响。”①然而,在两汉盛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之下,儒家在文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是无法撼动的,文人由儒入道的精神转变,是一种受外界环境所迫的自发行为,而非自觉。直至魏晋时代,文人面对严酷政治环境的生存现状,迫使他们的精神追求由自发地向道家倾斜转为自觉,也由此而产生了儒道思想交会而成的魏晋玄风,魏晋时代也因此被称为玄学的时代。“魏晋玄风可分为两个时期,一为“正始年间”的前期玄学;一为晋王室东迁后的江左玄风。”②玄学,作为魏晋时代的思想主题,成为文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股思潮,公认的魏晋风流总集《世说新语》的作者刘义庆自然也深受玄风的影响。
《世说新语》所产生的时间正是江左玄风的时代,《世说新语》所浓墨重彩描绘的嵇康、阮籍则生活在正始年间的“前期玄学”时代。《世说新语》中嵇康、阮籍的形象都是超迈、洒脱的,对嵇康的形象刻画,散见落于其三十六篇,而对阮籍的形象刻画则主要在《任??》篇中,从这一点上看似乎阮籍的形象在《世说新语》中较嵇康更为突出,而嵇康之形象仿佛只能从那些零散片段拼凑出来,由此我们可能会认为阮籍个性较嵇康更为鲜明。然而正史《晋书》中对嵇康、阮籍的描述则是嵇康个性更为鲜明:
嵇康: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康善谈理,又能属文,其高情远趣,率然玄远。撰上古以来高士之传赞,欲友其人于千载也。又作《太师箴》,亦足以明帝王道。所与神交者为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谓“竹林七贤”也。
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曰:“……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③
阮籍: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
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日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子浑,字子长,有父风。少慕通达,不拘小节。籍谓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④
据此可知,嵇康与曹氏通婚,阮籍之父阮瑀本是曹氏文人集团“建安七子”之一员,他们在政治上都与曹氏亲近,属忠于曹氏一派;且从嵇康撰《太师箴》,阮籍有“济世志”和“时无英雄”之叹,表明他们均有出仕兼济天下之志。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正始”时代,嵇康、阮籍都为司马氏所逼迫,嵇康刚直反抗,最终丧命,阮籍饮酒避祸,郁郁而终。因此,嵇、阮的生存状态绝不可能是洒脱、通达的,他们因政治局势所迫,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皆有苦闷郁结于心,只有以种种任性率直甚至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宣泄他们的苦闷。可以说,苦闷才是嵇、阮真实的生存状态,而他们追求归隐、自然的生存状态的种种行为,只是他们在这种苦闷精神状态下为自己寻找的出路,乃至隐晦表达政治情感的方式。但嵇、阮的真实生存状态在《世说新语中》却被忽略了,《世说新语》描绘的嵇、阮没有苦闷压抑,没有愤激不平,他们有的只是超迈与通脱。我们再看一下《晋书》对《世说新语》中着重刻画的另两位名士谢安、王羲之的描述:
谢安:“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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