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为旗引领汾酒走向新的复兴.docVIP

以文化为旗引领汾酒走向新的复兴 　　继2016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汾酒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甲等大奖95周年纪念大会”之后，汾酒集团于2016年9月又在北京举办了“汾酒·第一国宴用酒62周年纪念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历史学家、百家讲坛讲师纪连海阐述了清代咸丰年间，汾酒工艺传入贵州、衍生出国家级名酒，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汾酒作为首次国宴用酒与开国大典国宴专用酒的史实。中国文化报记者王晋军受著名纪实作家权延赤委托，代表他作了书面发言。叙述了权延赤在撰写纪实文学作品时采访当事人，所了解到的在新中国建国前后，汾酒作为接待重要外宾和国宴饮用酒的生动故事。长春电影制片厂制片人彭蓝郁回顾了7年前筹备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国宴》时所作的调查，并展示了他收集到的“周恩来总理批示”、“首任汾酒厂厂长杨汉三笔记”等历史资料。在50多部影视剧中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李克俭，与毛岸青、邵华、刘思齐、毛新宇等毛泽东的亲属都有密切往来，他讲述了毛泽东对汾酒的钟爱，还讲到毛岸英、毛岸青和毛新宇的婚礼上，都用汾酒招待来宾。首届政协和开国大典的亲历者高彤在大会上回忆了当时宴会上代表们饮用汾酒的情况。曾任山西和湖南省委书记的王茂林在会上痛斥一些名酒宣传某品牌白酒保肝护肝的谬论。汾酒从去年到今年的一系列公关活动，通过还原历史，重温品牌历史文化，以文化为旗引领汾酒走向新的复兴。 　　记者在纪念大会召开之后，专访了汾酒集团有关领导，写下本篇汾酒集团锐意改革、鼎新图变，在汾酒“王者归来”的征途中以企业文化带动品牌复兴的长篇报道。 　　一、汾酒文化源远流长 　　从“杏花村遗址”考古发掘的文物证实，杏花村酿酒史可上溯到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南北朝时期，汾酒便已成宫廷御酒，受到北齐武成帝极力推崇，被载入廿四史。唐时杏花村酿酒作坊多达70余家，呈现“长街恰副登瀛处，处处街头揭翠帘”之盛况。唐以前酒皆为“浊酒”，中国酿酒史上第一家蒸馏白酒便是“汾州贡酒”。李白喝后赞美：“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晚唐杜牧清明节出行逢雨，湿寒之际，思酒若狂，便有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两句绝唱，描绘了汾酒的过去。1915年，杏花村的老白汾酒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成为我国惟一荣获甲等大奖章的白酒品牌，加之建国初期国宴用酒，以及在5次全国评酒会上蝉联“国家名酒”桂冠，成就了汾酒的现在。 　　汾酒诞生之后，经过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魏晋时期，共4500多年中国酒文化的哺育，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西周酒文化既为中国酒、也为汾酒发展确定了方向。在西周富足的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西周礼乐文明，对西周时期的酿酒、饮酒产生重大深远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酒和杏花村酒大发展、大转折：一是发明了酒曲和“五齐”、“六必”的酿酒经验，使酿酒纳入有章可循的科学轨道，酒的质量产生质的飞跃。二是设官治酒，以法禁酒，对规范酒业管理、禁止酒祸蔓延、提高制酒质量具有重大意义。三是大力倡导“酒礼”、“酒德”，大大丰富了酒的精神文化价值，成为中国酒文化及汾酒文化区别于西方酒文化的最大特色。 　　沐浴中国酒文化的阳光雨露，汾酒度过它的婴儿期、幼年期和少年期，茁壮成长。至南北朝时期，终于以“汾清”酒赫然成名于世。据《北齐书》卷十一载：“河南康舒王孝瑜，字币德，文襄长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齐受禅，晋爵为王。历任中书令、司州牧”。“初，孝瑜养于神武宫中，与武成同年相爱。将诛杨谙等，孝瑜予其谋。乃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其亲爱如此。” 　　北齐高湛，史称武成帝，公元561-564年在位。北齐国都有上都、下都之分，上都在邺，就是今河南安阳；下都在晋阳，就是今太原晋源镇一带。武成帝在晋阳经常喝汾清，他劝在“邺”的高孝瑜，也要喝上两杯。而且是从北齐的军事中心晋阳写信向康舒王孝瑜推荐“汾清”酒，表明当时“汾清”酒质量之高、名气之大，足以达到“国家名酒”的级别。 　　古时酿酒追求一个“清”字，汾酒在南北朝时期定名为“汾清”酒(汾指产地汾州)，可见它当时造“清”的程度和质量之高。在汾清成名之时，汾清的再制品竹叶酒(当今保健名酒竹叶青酒前身)同样赢得盛誉。梁简文帝萧纲以“兰羞荐俎，竹酒澄芳”诗句赞美之。北周文学家庾信在《春日离合》诗中曰：“田家足闲暇，士友暂流连。三春竹叶酒，一曲鹍鸡弦”，可见此酒烈度不大，同现在汾酒集团所产竹叶青“香甜软绵”特色一脉相承。 　　一个杏花村，能够同时造就两种“国家名酒”，这在中国酒文化史上无出有二。 　　二、汾酒企业文化精髓何在 　　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文化必须富有鲜明个性，才可能具有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汾酒集团企业文化由理念文化、行为文化、感受文化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其中，理念文化为整个文化体系的核心，是汾酒企业文化的灵魂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