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异名同物与同物异名的思考.docVIP

农作物异名同物和同物异名的思考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前几天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苏东坡吃番薯？”的小文，只是是一个开场白，真正要说的是想籍此进一步讨论农作物的“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这个麻烦、令人困扰的问题。因为类似“苏东坡吃番薯”的误解，并非个别，往往旧的解决了，新的又会冒出来。 把苏东坡咏红薯诗误解作咏甘薯，是属于一揭便清楚的小问题。麻烦的是有不少的误解，各持己见，不能认同。最著名的要算黍和稷的争鸣，一种认为稷和黍是异名同物，黍糯性稷非糯性而已；另一种认为稷和粟是同物异称。事关两种不同的作物，怎么可以不辨清楚？可事实上双方相持了千余年，尽管到现在，稷即是粟的观点已经渐趋认同。我和李根蟠都有专題的讨论，这里就不再说了。 产生作物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的原因很多，加以归纳，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古籍记载造成的分歧。作物名称靠古籍记载流传，古籍不胜其多，其所提到的作物异名同物和同名异物，时常纠缠不淸，后人是靠历代的注疏解释，获得理解。但注疏本身也难免有差错，沿袭相传，便造成以讹传讹，积非为是。即使有人专门研究，指出正确的理解，因受先入为主的惯性影响，及信息传播的局限性，不知道或知道了不接受的，可谓比比皆是。典型的如《诗·周南》“采采芣苢”中的“芣苢”，历来的注家都释作“车前草”，还讲了车前草的药用价值。但闻一多、宣草、宋湛庆及本人都先后考证，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芣苢当是“薏苡”，不是车前草。但芣苢是车前草的“定论”，牢不可破，少数人的考证，不能起到扭转的作用。[1]1980年代我参加一次科技史学术讨论会，一位学者的论文内容是关于中草药的，他在发言中提到芣苢，指出即是车前草。会议休息时，我特地同他交换意见，说芣苢现在有多人考证应是薏苡，不是车前草，他听了，不问有那些依据？发表在何处？而是不屑一顾地回答说“当然是车前草！”，因他是药物学家，熟悉车前草治妇女难产，他不能接受芣苢非车前草的见解，其实这不是否定车前草、而是薏苡被张冠李戴的问题。 最近台湾学者出版了一本《诗经植物图鉴》[2]，作者把《诗经》里的植物名称，用现代植物分类的视角，给予定名，并请摄影专家对这些植物现在的生长情况，拍了实物的照片，做到图文并茂，对于研究了解《诗经》很有价值。因《诗经》所咏的植物，现在看不到了，所以鉴定的依据，仍旧离不开古籍的记载和前人的注释，和作者自己的理解，这就难以避免在一些植物鉴定上的失誤。譬如书里以芣苢为车前草，把“苕”解释作紫云英，把“稷”当作黍的不粘者，把“稌”释作稻的其他品种，说“禾”有时指黍等。作者是农艺和土壤学的留美博士，对古籍的记载注释自以引用为主，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李时珍的伟大贡献。《本草纲目》虽然是药物学的著作，同时也是部很有价值的农作物正名参考书。“名不正，则言不顺”，李时珍在叙述每种药物（包括农作物）的开头，必先有一项“集解”，剖释古籍记述的异同，给予甑别。他与其他古人的不同是，他坚持亲自到实地考察记载和亲自栽种观察，他的知识来自实践，再与古籍核对，便具有权威的鉴别能力。如脂麻的茎是方形的，但陶宏景误把脂麻的茎分成方形和圓形两种，此后的书籍里都跟着说脂麻的茎有方、圓两种，导致紊乱。又，脂麻的果实有四稜、六稜和八稜的不同，这只是品种的不同，但前人不明这点，分别称四稜脂麻为胡麻，称八稜脂麻为巨胜等，使人无所适从。脂麻的叶片是多形的，从基部往上，大小形狀各不相同，前人不知道这个特点，按叶形分类，便越分越乱。李时珍对此都一一作了纠正。唐·陈藏器《本草拾遗》中把“稆豆”误作《尔雅》中的“戎菽”，又等同于驴豆和萱豆。李時珍指出戎豆乃胡豆，萱豆是野緑豆，即鹿豆。与李时珍同样有贡献的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里也有不少类似的贡献，这里不一一举例。 二，时代差异形成的分歧。一种作物，往往在时代变迁中，改变了称呼。典型的是大豆，甲骨文里早已有象形的叔（菽）字，一直到先秦时期都称菽，如五谷之禾、黍、稻、麦、菽，又时常菽粟或菽麦连称。汉以后在《氾胜之书》里出现区种大豆法，汉以后的古籍都称大豆，只在引用先秦古籍时仍称菽。菽改大豆的原因未详，是否先秦的菽和豆同音，不得而知。“豆”是象形的祭祀礼器名，木豆称“豆”，竹豆称“笾”，瓦豆称“豋”。都用来盛祭品，久而久之，即以豆代菽。豆前加大，是因称菽时，业已包括小粒的菽在内，趁此区分大豆小豆。以后从域外引进的，便顺次称蚕豆、豌豆、绿豆等。先有单音词的麦、麻，然后区分为大麦、小麦、燕麦（单音词穱）及很迟才引进的黑麦等，大豆也属于同样性质。早期原产中国的块根类作物如甘藷、即薯蓣、山药，块茎类作物如芋艿、魔芋等不多，彼此也不易混淆，随着时间延长，陆续有外来作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