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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吏“法治”思维及当代法治建设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法制传统，相伴而生的是以维护皇权为核心的“人治”治国传统。无论号称“仁政”也好，标榜“德治”也罢，总归是君主、官僚运用权力的柄杖统治国家，治理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产生过法治思想和法治传统，只是这种所谓的“法治”是“以法治国”，不过是“人治”的另一种表现。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曾经说过:“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法律不过掌握在君主和官吏手中的“举错”，是用于统治的工具。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实质上是“人治”，因为强调法律的作用，法律是最基本的社会规则，每个人都须在法律规制下行为，古代“法治”也可因此说是一种积极的治国方略，在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过程中是发挥了作用的。以先秦时期齐国管仲为例，管仲在齐国为相四十余年，大力推动变法与改革，极大的推动了齐国的发展，很快就国富兵强而称霸天下。在变法和改革中，管仲非常重视“法”的作用，指出: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 　　法是治国理政的规矩，是社会的行为准则，国家能否有稳定的秩序，社会能否在规则内运行，都取决于“法”的作用的发挥。法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则天下大治; 否则人们的行为就是失去规制和约束，国家就会混乱不堪。 　　即使管仲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但从客观上来讲，能够重视到法的作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已是难能可贵了。 　　因此，尽管古代官吏所秉持的“法治”思维同我们今天所强调的法治思想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他们能够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认识到“法”的作用，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强调运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在封建专制的社会背景下，是应当受到肯定的。 　　一、古代官吏“法治”思维述评 　　古代官吏所讲的“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提出的另一种治国方略。中国古代“法治”思想肇始于先秦时期，处于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逐渐确立的时期。在衰落的周王朝日渐式微的前提下，在封建经济逐渐发达的背景下，“家国一体”的“家天下”的礼制传统严格的束缚着诸侯王霸天下的野心; 新兴的地主阶级基于经济地位的上升，开始寻求政治上的地位和发展。为打破旧有的、强调“等级名分”的礼制秩序，冲破三代以来的“礼乐”藩篱，势力不断壮大的各国诸侯、新兴的地主阶级迫切需要确立新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方式，早期的“法治思想”应运而生，极大的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确立。囿于文明的发展程度，先秦时期的官吏们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民主、人权、法治思想，无论是早期的管仲、子产，还是后期的李悝、商鞅，他们所强调的“法治”思维，都只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另一种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相比较寄希望于君主和贤才的“人治”方式，古代官吏能够认识到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强调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已是值得肯定的。 　　( 一) 古代官吏“法治”思维的社会实践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良臣。无论是被评为“千古一相”的管仲，还是“为民请命”的包拯，都是竭力秉持“法治”思维、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的古代官吏的代表。他们忠君敬上，恪尽职守，循法为治，推动了中国古代封建法治的发展。 　　1． 管仲的“法治”思维 　　管仲作为法家思想的奠基人，在齐国推行变法和改革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法的作用，“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什么样的治国手段也没有法令重要，君主统治最重要的也是法令。管子充分认识和肯定法律的作用，治国强调法治，治民同样强调法治，改变了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不再是一味的“生杀予夺”般的残酷、专制，更多的是强调法令对百姓的规范和约束。所以管仲提出“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纳其忠。” 　　君主如何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靠赏赐吗? 靠刑罚吗?都不是，最重要的是要靠“法治”，靠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治乱在主而已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 　　君主必须重视法律，且不得“舍法行私”，否则，国家必乱，统治必危，“兵乱内作，以召外寇”。 　　“夫生法者，君也; 守法者，臣也; 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管仲强调法律出自君主，但君主也不能“因私废法”。法自君出，但君主同样要守法; 对于臣子和百姓而言，则要守法，遵守法令对自己的规制和约束，保证自己在法律的规则中谨守自己的本分，“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臣子要忠君敬上，不得逾制越规; 百姓要安守本分，不得胆大妄为; 否则就是“奸邪”。法律就是用来“禁奸止恶”的，因为“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所以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以刑法为主，各朝代的立法活动更是突出表现为立国就即刻编纂刑法典，强调运用刑罚的手段来惩治犯罪，维护统治。而且这种“以刑为主”的立法传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