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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文明起源之理解 岭院抖社9班 田振刚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杰出代表与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但是为什么其他三个文明古国的称谓前面都要加一个“古”字呢？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文明在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外族的野蛮入侵和残酷毁灭。例如发端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于公元前343年被波斯帝国灭亡。滥觞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大约于公元前1750年左右被雅利安人灭亡，印度河城邦消失，近代以来，由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印度文明进一步受到西方外来文明的毁灭性打击，作为印度文明的浓缩精华——梵文的消失，英语成为印度官方语言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呢，结果就更悲惨，因为它作为一个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成就的国家已经永久地尘封在历史的长河里而不复存在，公元前539年波斯人的铁马金戈让巴比伦王国在滚滚的硝烟战火中化为一片尘埃。今天作为古巴比伦文明的继承者——伊拉克也不得不为他们古老而不复存在的古国文明感慨惋惜，当他们面对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汉谟拉比法典》不知道会生发出怎样的感慨。 相比之下，中国文明则在历史的变迁，岁月的风火和时间的拷磨中幸运地保留了下来，并且呈现出自身鲜明的个性——继承性，整体性，多样性。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文明的这种史诗般的延续仅仅就是由于幸运吗？中国也曾经长期遭受过外族大规模的野蛮入侵，两汉时期的匈奴人、两宋时期的辽夏金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在当时来看是外族，现在当然大部分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结果是：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深入漠北大败匈奴，解除了其对北部边郡的威胁，捍卫了中原王朝的独立与古国文明的延续；辽夏金人虽然在军事上对宋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宋王朝的先进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边族外夷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影响力，所谓”两军交兵，而商旅之行不绝“讲的就是这种情况。而当蒙古人的金戈铁马踏碎南宋士大夫心中的盛世繁花，看似如风中残烛的中原文明却并没有重蹈巴比伦人的覆辙，而是凭借的深厚的底蕴，顽强的韧性以及无与伦比的先进性与包容性得以继续存活。几千年过去了，中国文明历经沧桑而不凋，历尽磨难而更强绝不可能仅仅得益于历史老人的眷顾，他自身必然拥有一种极其深厚的内在气质使之自强、使之发展，而这种内在气质早在沉淀之初即中国文明起源阶段就必然酝酿着一种特殊性和生命力，因此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在整个中国文明研究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无数的先辈们在经年累月的考古挖掘实践和学术理论总结的过程中留下了不朽的业绩。其中的杰出代表便有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其中对中国起源问题的看法至今仍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争议较大，下面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其（一）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是外来文化传入刺激融合的结果还是本土自然生长的结果？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赞成后者，而持有相反观点的主要有瑞典历史学家安特生和美国历史学家毕世博等等。安特生主要根据彩陶来证明中国文明西来说，他1920年在甘肃河南考古发现史前时代的彩陶以后，发现中国考古发掘出来的彩陶与中亚、东欧出土的彩陶类似，于是便认为史前早期的中国人是从中亚、东欧进入新疆然后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到达河南即中原地区，然后留下了那些彩陶。这显然只是一种主观的臆测而并没有详尽的材料予以证实。之后不久，中国的考古学家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中国本土文化史前时代的遗物，这些发现无疑是对安特生中国文明西来说的一个有力反击。美国学者毕世博在《东亚文明的开始》一文中提出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至殷周时期时期主要的文化成果如彩陶，文字，战车，水牛，羊，马，大米，小米，高粱等等都不是来自近东就是印度，因为这些相对先进的文明在中国出现较同时代的中亚、近东、印度偏晚，并且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阶段，这些需要历经成百上千年才有可能发展形成的文化不可能没有诞生萌芽期就直接成熟。到了20世纪70十年代，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认为中国文明是土著自生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例如李先登先生在《商周青铜文化》中写道：“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还用青铜制作奴隶主生活中使用的器具。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乘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身份等级的作用，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转 隐公五年》）是贵族权利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礼制的体现，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 成公二年》）所以称为礼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