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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本文在产业集聚理论框架下，基于区域（非全国性）角度和资本（非生产、贸易或就业）模式，对辽宁产业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辽宁产业集聚水平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特征。影响辽宁产业集聚变动的各类因素中，衡量需求市场规模的国内生产总值变量对产业集聚具有最为重要的正向影响效应；而衡量运输成本的人均道路面积变量和衡量劳动力市场外部性的失业率变量均对区域产业集聚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产业集聚，投资基尼系数，区域经济　　一、引言　　20世纪末，伴随着贸易自由化和劳动分工专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产业集聚生产模式在发达工业国家大量出现并迅速成型，成为其工业发展的一种重要战略方式。由于集聚产业具有灵活的专业化分工、经济外部性、信息溢出效应以及熟练劳动力市场，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创新。另外，集聚产业还可以分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其他组织机构产品，发挥其他组织和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形成集群内部资源的整合优势，有利于提升区域产业的竞争优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产业集聚一旦形成，“回流效应”[1]和“极化效应”[2]将产生循环累积的集聚趋势，劳动力和资本不断从外围区流入核心区，从而抑制了外围区域的发展，市场力作用导致经济体内部各区域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并且使不利于总体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因此，为明晰产业集聚对总体经济的综合影响效果，需要对经济体内部的产业集聚特征、产业集聚发展的推动力量进行实证研究。 　　近年来，部门产业集聚和区域生产专业化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国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美国和欧盟的研究，Krugman[3]计算了美国106个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发现传统高新技术产业趋于高度区域化；并进一步将美国与欧盟四大经济体的产业专业化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欧盟的产业更为分散，其经济地理专业化程度比美国要低一些。Dumais等[4]依据州和工厂层次数据，对美国产业空间集中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1972－1992年间美国州平均产业集中度在轻微下降，这个分散的过程主要是由于外围地区新工厂的建立，而不是由于中心和外围地区厂商增长率的差异所导致。Hanson[5]对墨西哥产业地理集聚进行了考察，发现墨西哥制造业呈现出“两极集聚”的分布格局：一极是墨西哥城，另一极是墨西哥边境地区，由此他解释了边界地区在美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及自由化进程加快的原因。Ellison和Glaeser[6]统计了1987年美国各地区的部门就业率、工厂规模以及所在地区大小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在459个样本部门中，446个部门超出了预期随机集中度，较为有力地证明了地区产业集中的存在。我国对产业集群和区域专业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7]：一是研究我国产业布局和产业集群的决定因素；二是研究沿海和内地产业结构的差异对沿海和内地收入差异、劳动生产率差异以及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影响。范剑勇[8]实证分析了我国1980年和2001年地区专业化和产业集中率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改革以来我国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和市场一体化水平已有提高，产业布局已发生根本改变，绝大部分行业已经或正在转移进入东部沿海地区。王子龙等[9]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和行业集中度指标对1994－2003年我国部分制造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计算结果表明，除医药制造业存在下降趋势以外，我国制造业的总体集聚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产业集群和地方化呈现增长趋势。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我国产业集群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这些文献主要是利用生产、贸易或就业指标对全国性的产业集聚问题进行分析，很少有文献研究国家内部某一特定区域（如我国某一省份）的产业集聚变动规律。目前，我国各省份间产业结构特征差异较大，这相应导致了各地区产业集聚规模、地理布局、集聚的推动力量等不尽相同。因此，研究特定区域的产业集聚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辽宁为例，利用固定资产投资变量构造相应统计指标，测度辽宁产业集聚水平，并对其产业集聚的推动力量进行计量分析。 　　二、辽宁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其对经济增长影响 　　现有研究中介绍了大量的衡量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统计指标，如王子龙等在其文献中使用的行业集中度、赫希曼－赫佛因德指数、哈莱—克依指数、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以及空间集聚指数；冼国名和文东伟在文献中使用的地区专业化指标和产业方差系数等。计算这些指数需要使用“区域产业数据”，即每个产业在各个区域内的规模，如产值、贸易量或就业量。目前，在我国对市一级行政单位产业数据统计难度较大，因此无法利用上述指数计算省级区域规模的的产业集聚水平。本文介绍三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