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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保护下新闻自由 　　美国国会于1791年制定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准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的权利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第一修正案保障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现在美国法学界的共识：言论是口头表达，出版是书面表达，两者在表达自由的概念下统一。 　　解释与运用第一修正案以保障新闻自由的任务，主要由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承担。所以本文将主要重点放在回顾美最高法院在通过判例逐步解释、发展第一修正案，完善对新闻自由的保护。 　　 　　对表达的保护 　　 　　第一修正案是用的“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有学者认为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有的认为这两个概念可以统一于表达自由之下。不论如何，最高法院在解释与适用出版自由的许多案件时都涉及到新闻界。新闻界在行使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出版自由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保障新闻自由便成为了最高法院面临的重大宪法课题。 　　最高法院解释与适用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自由却不是从讨论知情开始的，而是从思想自由开始的。无疑，这表现了其深邃的智慧。一个不能享有思想自由的人，就不能行使其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样，一个不能容忍思想自由的政府，也不能容忍人民对政府的了解、评价与批评。 　　在1919年Abrams案与1927年的Whitney案中，大法官霍尔姆斯和布兰戴斯的反对意见确认的是，第一修正案保障表达不同思想，特别是不同政治思想的自由。霍尔姆斯强调思想的自由竞争（即“思想市场理论”），布兰戴斯强调，政府无权禁止传播社会、经济与政治思想，不管绝大多数公民确信这些思想是假的，充满罪恶的后果（即“自由讨论公共事务论”）。霍尔姆斯与布兰戴斯的反对意见现在已成为最高法院与社会的主流意见。 　　在1931年Near案中，大法官休斯强调：随着政府职能越来越复杂，其产生腐败与罪恶的可能也就越来越大，新闻界揭露这些腐败与罪恶的作用就愈加重要。所以报刊新闻在揭露这些罪恶时应免受政府以滥用出版自由而诽谤政府、官员为由加以事先限制。Near案确立的禁止事先限制的宪???原则，为公众与新闻界评价与批评政府提供了宪法保护。但此案没有澄清如何事后惩罚不实批评。普通法的惩罚煽动性诽谤，即批评政府与官员的阴影仍然存在。 　　在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Sullivan案中，大法官布伦南以“实际恶意”彻府推翻了普通法中禁止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进行的批评，即煽动性诽谤。这一原则要求政府在以诽谤为由进行事后惩罚时，须负有证明批评者有实际恶意的举证责任。美国新闻界在民权运动与越南战争中对政府的揭露与批评，最终发展到以《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新闻界促成了1974年尼克松总统的黯然辞职。 　　 　　对传播的保护 　　 　　新闻界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困惑也随之而来。即新闻界在美国政治结构中应如何定位的困惑。 　　大法官斯图尔特基于对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区分，而将新闻界喻为是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并赋予特别的保护。斯图尔特坚持了美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即将新闻界定位分为第四权力的同时，始终不忘对权力本身进行限制。 　　斯图尔特的“第四权力”说遭到了批评与置疑。路易斯指出：“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并无区分，立国先贤制定第一修正案旨在保护表达，并没有将出版自由仅限于新闻界，使其享有优先的宪法地位。 　　大法官布伦南指出新闻界在美国社会中充当两种不同的角色――言论角色与结构角色。前者指新闻界作为公众的喉舌可以自由地表达自我意见，这种自由是受到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保护的。结构角色是指新闻界还与担当着美国民主制度运行所必须的传播职能。对这一角色的保护并非是绝对的，而是有限的。它的意义在于它扩大了第一修正案对新闻界的保护。新闻界不但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受到第一修正案保护，而且在收集和传播信息时也应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大法官斯图尔特与大法官布伦南的上述观点都是在演讲中指出而非发表于最高法院的裁定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柏格对斯图尔特论点的回应代表了最高法院的态度。 　　伯格指出，最高法院从未直接解决出版自由条款是否给予新闻界一个所有其他人都不能享有的免遭政府限制的自由。出版自由条款对表达思想与传播思想的自由都予以保护，没有区分以报纸传播思想和讲演后再出版扩大传播思想，所以其没有给予某一团体以任何特殊保护。最高法院明确第一修正案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人或团体，第一修正案属于所有行使自由的人。 　　通过一系列案件，最高法院对新闻界的言论角色与结构角色形成了较统一的观点与立场。对于新闻界的言论角色，新闻界有权就公共讨论发表任何意见，有权发表合法获得的真实信息，禁止对新闻自由予以事先限制。公共官员与公众人物对新闻界发表的针对他们的不实信息提起诽谤诉讼时，必须证明新闻界的实际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