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十六岁花季”.docVIP

永远“十六岁花季” 　　21年前，一部反映中学生的青春剧《十六岁的花季》打动了无数观众，“白雪”、“陈非儿”、“韩小乐”等一群花季少年色彩斑斓的故事给人留下了难忘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上海电视台联合拍摄的电视剧《十六岁的花季》，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部校园青春剧。这部成为一代人回忆的电视剧的编剧和导演就是享誉中国视界的张弘、富敏夫妇。 　　我是从这部戏认识他们的，后来自然成了他俩作品的忠实观众。他们在生活上是一对伴侣，事业上是合作者。电视剧《天梦》《插班生》《窗台上的脚印》《穷街》《分房》《十六岁的花季》《上海人在东京》《走过花季》等就是他们合作编导的作品，在近二百多部集电视剧中，两次获国际奖，十六次获飞天奖，六次获金鹰奖。 　　一个周日的下午，坐落在南京西路一条老弄堂里的“花季艺校”不时传出琴声和歌声，这是张弘、富敏夫妇创办的一所双休日艺校。我在二楼会议室里见到了已经退休多年却还在耕耘的两位。眼前的富敏发福多了，张弘似乎还是老样。多年未见的朋友在此相见，自然别有一番滋味涌心头，《十六岁的花季》的问世，和《上海人在东京》等电视剧的拍摄似乎就在眼前。 　　 　　事业的合作者却长达15年分居 　　张弘和富敏虽然都是北京人，但他们相识于南京。上世纪六十年代，两人先后参军，来到南京空政文工团当起了演员，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知，到相爱。可当年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岂是谈情说爱的地方，于是两人只能把爱意深深埋在心底。然而这仍不能遂人心愿。张弘的父母是留日的医生，父亲还是空军门诊部的一位主治大夫，大鸣大放时给部队医院的一位党员领导干部贴了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这样的“家史”，到了文革，结果被指“犯有政治错误”而退回北京，在一家木模厂当了工人。“株连”的富敏被复员回上海，分配进上海酒精厂也当了工人。 　　爱情是伟大的，虽然相隔千里，两人还是结婚了。在当时的体制和户籍管理下却没有办法调到一起，于是从1969年到1984年，两人的分居生活竟长达15年。 　　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两颗抑制不住的文艺心在各自的土地上发芽开花。在酒精厂，富敏成为厂小分队的骨干，每年的群众文艺会演，是她尽情展演的舞台，而更大的机会也不期而至。1973年，上海电视台为扩大少儿节目的推播，富敏被借调到电视台，一面组建少儿演播组（小荧星艺术团前身），一面编导少儿节目。四年后，她被正式调进上海电视台。自此，她越发努力，在少儿节目中创出了天地。 　　1979年她导演的专题节目《猝死的急救》获全国优秀专题片奖，导演少儿节目《动物园的新客人》获当年全国优秀少儿节目一等奖。而后好作品频出，《好好叔叔》《小不点》《开市大吉》等捧走了飞天奖。然而圈外的人不知道，富敏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原来在她背后有个强有力的帮手，他就是张弘。张弘在南空文工团期间，除了演戏，还搞创作，并学当导演。富敏当时连分镜头剧本都不懂，全靠张弘指导，甚至亲笔传授。当时两人鸿雁传书，传的不是你亲我爱，而是剧本的讨论和修改。而荣获飞天奖、宋庆龄文学奖的《棒棒真棒》《心灵的答卷》及根据王小鹰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路风尘》，更是直接出自张弘之手。 　　粉碎四人帮后，张弘得到了“平反”，1977年，他重回部队穿起军装，又入了党，干起了老本行。1984年，他终于有机会调回上海了，但当时上海电视台有个规定，夫妇不能同单位工作，于是，张弘转业来到上影厂，当上电视剧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自此长期分居两地的富敏张弘夫妇终于能在一起了，这无疑为日后多部优秀电视剧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开创中国电视剧在国际上获奖先河 　　1985年，可以说是富敏的丰收年，这年她执导了《穷街》和《窗台上的脚印》。《穷街》于1987年10月在日本札幌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电视节上获纪念奖，这是中国电视剧第一次在国外举办的国际电视节上获奖；而《窗台上的脚印》于1989年在保加利亚获“普鲁夫迪夫金盒子”大奖，又为我国儿童电视剧第一次在国际上折桂。 　　《穷街》原是上海作家程乃珊写的中篇小说。程乃珊曾在杨浦区一所中学教英文。在那条逼仄、潮湿的路上，学校门前每天都放着几只开了盖的马桶，那是对面弄堂里的住家洗涮完后拎出来晒太阳的。教室里常常被弄堂里阿姨妈妈的吵架声充斥，根本不想读书的孩子们以捉弄老师为乐趣。程乃珊出身世家，从小在静安区的洋房里长大，她每天在静安寺和惠民路间往返，就像穿越两个截然不同的部落。这段生活让她切实地走进了小市民阶层，强烈的反差让她感触颇深，于是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穷街》。 　　张弘夫妇深深为这部小说所打动，于是想将它搬上荧屏。这是一个炎夏，两人亲自来到愚园路程乃珊家拜访。坐在那座掩映在绿荫下的小洋房里，听着偶尔从窗外飘进来的单调的钢琴练习声，富敏说，我们很快理解了乃珊写《穷街》的初衷。双方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