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变骇为习”新闻思想及其形成.docVIP

梁启超“变骇为习”新闻思想及其形成 　　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上发表了《敬告我同业诸君》。在该文中，他提出了“变骇为习”的主张，作为舆论引导的操作思路与手段。该主张由于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有悖新闻专业主义，因而颇受争议。但是，一种理念的提出必有其现实意义，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以今人的要求来评判当时的思想理念。本着“同情之理解”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本文试图探究一下梁启超“变骇为习”新闻思想的形成。 　　梁启超认为，为了一定的目的，可以发稍偏稍激的言论，以达到“变骇为习”的效果： 　　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义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① 　　由此看出，当提出一种新的思想，引导一种新的舆论时，一开始人们往往不易接受，为了使其接受并打破旧的舆论，可以采取矫枉过正的“变骇为习”方法。即一开始不妨先提出一个过分的、极端的主张，让人觉得惊世骇俗，难以接受，这个时候再退回一步，退到真正想要的观点和立场。由于事先已有极端的、过分的东西作陪衬，此时大家反倒觉得并不难接受，这就叫“变骇为习”。② 　　至于“变骇为习”的原理，梁氏以晕船者为例，他们一开始在数丈的山间小沟里泛舟都会晕眩，但经过三峡、五湖的航渡，泛舟就不在话下了；经过黄海、太平洋等的历练，在内河航行时也不会晕眩了。同理于国民的智识开化，“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③ 　　梁启超还劝导报馆同业者，为了实现救国目的，不必怕被嘲笑而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发表言论时不要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名誉，“故欲以身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国者不可不牺牲其名誉，甘以一身为万矢的，曾不于悔，然后所志所事，乃庶有几。”④这种思想的形成，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新闻思想原因 　　梁启超认为，新闻记者是现代的历史记录者，因此要有史家“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的精神，分清主观客观二界，尤其要学会通过主观阐释来开导国民。“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⑤ 　　所以，只要新闻业者主观认定某一目的，就可以偏激的言论来达成。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紧接着上述阐释，梁启超就提出了“变骇为习”的主张。可以说，该主张是建立在“主观之报”思想基础上的主观化操作手段。 　　梁启超之所以这么强调“主观之报”，是因为相对于报刊的信息事实传达功能，他更重视其作为宣传工具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其在论及报刊与国家及社会舆论之关系时，认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而这与他的政治经历不无关系，他对报刊社会功能与宣传作用的认识，是随着办报实践的丰富而不断发展深化的。其办报之初，曾将报刊比附为三代的陈诗观风之制，认识较为模糊；到了《时务报》时期，梁启超则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过报馆作为耳目和喉舌，具有去塞、求通、达聪等作用。 　　他一方面指出报刊正是通过刊发国内外无所不包的各种信息，来发挥它作为耳目和喉舌之作用，国君和广大臣民有了这样的耳目和喉舌，就能去塞达聪，通上下之情和明中外之故。另一方面，他又将国家比做一个人，说明没有报馆这一耳目和喉舌的危害，以反证报刊的社会作用。其谓：“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至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因此，梁启超认为报刊是明镜、指路灯和粮食，对于社会、国家和民众都不可缺少并且十分重要。⑥ 　　 　　政治观点原因 　　“变骇为习”这一激烈的新闻主张的提出，与梁启超政治观点的转变有很大联系。 　　1901年前后，梁启超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1898年维新变法的失败直接导致的。“他不像康有为，死抱住过去的观点，一成不变。在初期《新民丛报》的许多著述中，梁启超适合广大中国人的口味，对清廷及慈禧太后不遗余力地进行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