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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发展站在新起跑线上 　　如果现在我们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传媒的主要职责是向公众及时报告新闻；传媒应当反映社会舆论；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新闻具有商品性；报纸要为读者服务，等等，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感觉这是不言而喻的，还用再说什么吗？但是，如果把这些说法放在30年前，说出哪句话都要冒着受到批判的风险。观念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有在这种变迁基本完成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一些观念才会与现实情况逐渐吻合；然而，随着新的环境变化，可能好容易被接受了的观念或认识，接着又面临更新的观念的挑战。我国新闻学在改革开放30年中，便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过程。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是当时只是在指导思想上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很多具体的观念认识，不可能，也来不及一一理清。例如，对“文化大革???”的评价，是在三中全会以后三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其做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如此重要的问题尚要经过数年的党内思想交锋才能最终得出结论，更不要说一个小小的学科领域内的事情了。 　　我国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在“文革”中被“四人帮”完全控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部门，随着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中被解散，新闻系当然亦不存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虽然存在，解放后的大部分工作成果也在“文革”中被全面否定。所以，对于我国的新闻学来说，改革开放之后的首要工作是从零开始恢复学科的建设，我们不得不从“什么是新闻”开始学科的建设。因为，几乎所有涉及新闻、报刊、广播（当时电视不普及，还未被列入考察对象）的观点都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 　　1980年，在北京高校新闻系中，当时职称最高的才是副教授，而且仅甘惜分一人（其他教师中，讲师最长的有20多年资历了，因为职称评定工作停滞了十几年）。于是，甘教授被请来请去授课，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新闻”。他得出的结论是：“新闻是报道或评论必威体育精装版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这个关于新闻的理解，压缩为主谓宾结构就是：新闻是手段（实际意思是：报刊是手段，当时没有传媒、媒介这样的概念）。显然，这个对新闻的认识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的印记。 　　我在1981年底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采用的是陆定一1943年说过的新闻定义，即“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内容为比较分析当时的各种新闻定义，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应该回到陆定一对新闻的定义上去！然而，就是陆定一的这个老观点，亦被当时的文章温和地批判为“客观上为资产阶级新闻学涂脂抹粉”。 　　传媒是社会舆论的反映，当时已经查出来马克思这样说过，但是若要把这个观点作为基本概念提出，就不得不考虑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既定观念。想来想去，有的作者便先提出“报刊是阶级舆论的反映者”，待这个观点被接受了，再进一步说，阶级舆论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是社会舆论的反映者。 　　“报纸的性质、任务、作用”，是1979－1980年我国最早的三次新闻学研讨会的主题之一，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想说出，报纸除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应当有自身的基本职能，但是在当时，这个问题一直被表述得“犹抱琵琶半遮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各报总编辑的会上，一位中央级报纸的副总编辑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报纸的基本职能是传播新闻”，得到了大家的热烈赞同。 　　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这个说法长期以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刘少奇1956年提出，新华社的新闻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同时有立场。这个观点在“文革”中遭到批判。1980年5月，刘少奇平反，当月北京新闻学会第一次学术活动便是讨论刘少奇的新闻思想，新闻要“客观”，再次被肯定。然而，在以后较长的时间内，对这个观点仍然存在争论。 　　关于新闻的商品性，最早的讨论是1982－1984年在北京《新闻学会通讯》上进行的，跨越两个年头，总共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赞同，一篇反对，我写的第三篇实质上赞同，但鉴于当时的环境，说得有些含糊。1985年，在一次地方召开的学术会上，有的研究者说，提出新闻是商品，这会改变我们报纸的无产阶级性质。后来的数次关于新闻商品性的讨论，均以否认新闻是商品收场，尽管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提出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998年，有的研究者提出，因为美国和联合国的文件把新闻业视为是服务，所以新闻不是商品。围绕这个说法的讨论，其实就在于该作者不知道经济学的一个观点：服务是商品的一种表现形式。 　　30年过来了，只有经历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观念的转变重要，但是转变本身又是多么的艰难。而观念本身对于社会发展、学科的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特别在社会变迁的转折时期。1876年，美国发明了电话。英国议会请来邮政部的总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