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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期待怎样大学校长 　　近来，读了张楚廷先生的文章《我怎样理解校长》，[1]不由得被楚廷先生的言辞所感动，这也促使笔者有机会深入思考一个很久之前便萦绕在脑际的问题：教师究竟期待怎样的大学校长？ 　　一、教师期待有思想的校长 　　即使教师不奢求一位思想家来做校长，至少要期盼一位有思想的校长。学生到学校接受教育，最终是为了学会思考、解放思想。有人认为，入学受教育就是学知识，传承文化。这种看法固然没错，但这只是教育的基础内容，最终目标还应该是解放思想。爱因斯坦在《论教育》一文中说：“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社会服务视为最高的生活目的。……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2]如果把最终目标比作“道”，则教育内容就是藉以求道的“阶梯”，而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就是因为人会思考自身及万物。所以，学校培养的学生如果都是不会思考的“爬虫”，则此教育行为就是失败的。 　　过去，经常会听闻有许多老者在晚年著文，回忆自己的教育历程，对那些曾给予自己思想助益的教师或校长，都会致以深深的敬意。由此可见“思想”对教育的重要性。 　　然而，现在却有个别大学校长不去思考教育本质的问题，反而一味迎合世俗，为塑造亲民形象频频作秀，难免为人所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在2010届学生毕业典礼上一改官话、套话、空话式的宣传和说教模式，使用网络语言进行亲情演说。这本是一次值得称道的创新演讲，却不想成为一些著名大学校长效颦、跟风的对象。对此，有学者指出，毕业典礼毕竟不是春晚，“校长不应该忘记教育人的责任，因此在庄严的场合不能过分地媚俗。”[3]其实，校长的亲民形象何需塑造？需知，一旦塑造，就有虚假！ 　　与狂飙网络语言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哈佛大学校长在2011年学生毕业典礼上意味深长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但教育并非仅仅是针对个体的行为。教育对人类进步及公众利益影响甚大，这种影响在今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重要。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在哈佛大学所做的反映了我们对教育责任的基本理解：即教育每一位学子懂得信息与智慧的不同；教育他们提出问题，并为解决世界的问题贡献自己的学识；教育他们学会把社会的现在放在历史语境下，从而更好地规划未来”。[4]哈佛大学校长的话既阐明了哈佛大学的教育目标，又有意义深远的教育思考。从这些话语中，笔者似乎有了一种重温王右军《兰亭集序》“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的感觉。当然，教师崇敬那些有思想的大学校长，却并非要每一位校长都作托腮深思状――那岂不又变成作秀行为？ 　　其实，真正能给人以思想启迪的，是教师或校长不经意间的言行。如果多年以后，有学生追忆某教师或某校长的某段言辞曾给予了自己莫大的启迪，而求证于教师或校长时，教师或校长可能会问：“是吗？当年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吗？”这种启迪学生于无形之中的境界，尤其令人乐于称道。 　　二、教师期待懂教育的校长 　　即使教师不奢望每一位校长都是教育家，但至少希望每一位校长都懂得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学校是进行教育的场所，校长是教育实施的总体策划者，只有懂得教育、热爱教育的人，才能满怀热情地投身到教育事业中，将“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传承下去。 　　清末民初的许多教育家抱定“教育救国”的思想而从事教育事业，就是因为他们坚信，有了优良的教育才能有优良的民族。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8226;汉尼斯教授也曾说过：“大学通过研究和培养出的学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的大学会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过来这也会提升大学的质量和大学的声誉。”[5]然而，现在大学教育中掺杂了太多的功利主义思想，有些校长在毕业典礼或其他一些场合着力强调学生应去适应社会，使大学逐渐变成了职业技能的训练场所，一些大学更以就业率来评价自身。学生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变成了仅仅是为了取得在社会谋生的一纸文凭，至于读大学的目的和高等教育的意义，全然不去考虑，这也使得大学校园失去了追求真知、涵养性情的优雅和从容，助长了世俗之气与浮躁之风。 　　1955年秋，乔健先生在台湾大学读完历史系一年级后，转入了考古人类学系读大学二年级，原有的九位同学除一位休学之外，其余都转到其他系去了。于是从二年级一直到毕业时，乔健先生这一班便只有他一个学生。人们都说考古学太冷僻、太无用，就业困难。这也引起了乔健先生的思索，以至于常常和别人谈论读大学的目的，“于是我渐渐发现在大学里有太多的实际，也有更多的幻想。面包与理性对峙，肉食与梦幻混杂”。[6]在当时的台湾，尚且有人跟乔健先生讨论读大学的目的，可是反观今日的大学校园，还能够听到这样的讨论吗？ 　　如果校长还在一味提倡大学生要适应社会，而不是改造社会，那就会造成今日大学校园的世俗化和功利化；如果一个大学校长不先于一般教师和学生去思考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