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案件背后隐藏人性.docVIP

探究案件背后隐藏人性 　　用法制的外壳，不完全做法制的东西 　　 　　问：请简单回顾一下《终极对话》栏目的发展历程吧，尤其节目形态前后有所变化的原因。 　　宁菁(以下简称“宁”)：《终极对话》最早在2003年年初开始播出，开始的时候是北京一个影视制作公司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联系的，当时，高检院影视中心出于检察院的职能和电视文化市场等原因想做这样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定名为《终极对话》主要有两层意思：一个是生理生命的终结，还有一个是政治生命的终结。官员犯贪污受贿罪，政治生命终结了。 　　我们这个栏目关注的就是宣判为无期徒刑、死缓、死刑三大刑的案件“当事人”。最开始，我们和所有法制栏目类型相似，盛行讲故事，大家都在一个一个讲故事，把所有的人采访到，把故事讲下来，最后得出一个法律结论。那个时候，这样的节目很有收视事。《终极对话》能在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新闻娱乐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说明收视事不错，社会反响比较大。但由于节目还是公司化操作，有时候质量不能保证，为了良性发展，后来改由我们文广集团自己做。 　　大家发现所有的法制节日都在讲故事，我们就想，能不能在讲故事之余挖掘一下犯罪嫌疑人或已经判罪的人的心理：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为什么要犯罪?他犯罪的时候和犯罪之后有什么想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更深层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从讲故事的编导变成了出镜的记者、出镜的编导，和犯罪人员开始面对面交流。大体上，前后就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后来，由于竞争非常激烈，法制节目同质化倾向非常严重，无非最后的点不同――有的注重道德点，有的注重社会舆论点，有的能提出一些司法思考，但具体在犯罪心理上进行挖掘的节目比较少。我们就采用了双机拍摄面对面访谈这种形式，有点像央视的《面对面》，只不过采访对象不一样。我们要挖掘人物的心灵，更多考虑为什么去杀人，杀人前怎么样，杀人后又怎么想，怎么考虑自己的将来，犯罪的心态值得摸索和研究。 　　 　　问：跟其他电视法制栏目(如《中国法制报道》、《东方110》)相比，《终极对话》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宁：从大部分《终极对话》的内容看，我们和其他法制栏目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是拿着法制的外壳在做人性的东西，去考量这个人是如何变化的。我们追求的是人性的东西，这是我们和其他法制节目最大的不同。第二个不同在于，一般法制栏目的最大卖点和操作基础是讲故事，我们也讲故事，但比较少，这也是我们和其他法制栏目相比收视率有时候显得有些低的原因。 　　 　　问：这个栏目跟高检院合作的机制很独特，为什么要依托这种资源?如果没有高检院的支持，死刑犯就没法找到? 　　宁：这个问题很好。现在媒体生存比较困难，特别是近些年，包括民生新闻的兴起等现象，对法制节目造成了冲击。作为媒体来说，大家都想挖到更多的料，作为被采访对象来说，想尽可能保护自己。法制节目的被采访对象一般都有自我保护意识，特别是在国外，媒体已经很难大张旗鼓地去报道案情，很少有人出现在媒体图像中。 　　现在，国内也慢慢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的挖掘就很重要了。上海能开这样一档节目，没有其他条件，只有寄希望于相关的司法机构，因为这些资源掌握在他们手里，只能和他们合作。 　　 　　问：你刚才说了很多的“利”，是否也有“弊”? 　　宁：我觉得，在司法程序的最后过程做节目可能会更好一点。司法程序最后一级在审判机构、在法院，如果在那一级，我们去做报道可能会更好些，因为到了那级，一是事件已经定性，二是判决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这时候，被采访对象的心态会更为敞开或封闭，会出现两种极端，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讲出一切。但是，在司法审判之前，一个人的心情是波动的，有可能说的不是真心之话，不是肺腑之言，那你如何挖掘他的心灵呢? 　　 　　问：那现在的采访主要是在案子的什么阶段? 　　宁：检察、起诉或一审阶段就开始，在审判阶段就开始交流。现在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我们和高检院的合作还是简单合作，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是纯粹的电视媒体记者，要让观众看得满意。让观众看了以后觉得不错，但实际上，高检院做这个栏目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有教育意义，让观众以此为戒。这里面有一个沟通问题，如果大家能协调好的话，共同商量选题，达成共同构思，我相信，不仅节目播出的效果好，教育意义也会更大。还有就是，我们希望依托于高检院这个平台。把大案要案都拿到囊中，这样我们发挥的作用可以更大。现在还是停留在简单合作的阶段，他们尽量打开方便之门，尽量提供一些选题资源，但这样的选题资源也还是依托于法制报道中相对低端的方式。 　　 　　要以平常心去面对犯罪嫌疑人 　　 　　问：《终极对话》最典型的节目形态是怎样的? 　　宁：经过近四年的发展，现在的典型形态就是：双机拍摄，出镜记者、编导采访那些即将判死刑或已经判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