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超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基础.docVIP

“内在超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基础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客观衔接点，如生产力、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等等，而且要找到与中国的主观衔接点，其中既包括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理论的接受心理，也包括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思想体系所提供的本土土壤。本文试图证明，在这两种意义上，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文化，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的接受心理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人既渴望“向西方寻找真理”，同时却痛恨“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而马克思主义既来自西方，又批判西方，既高度肯定西方现代性的成果（如物质财富的创造和交往范围的扩大），又尖锐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弊端（如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的理论，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中国人民的矛盾心理。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这段精神旅程，读过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都会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这种矛盾心理仍然存在，这种心理仍然可以为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供心理基础。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随着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反西方的西方理论”，越来越不足以满足中国人民对一种外来理论的接受心理，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即它作为一种“非神圣时代的神圣理论”，则越来越值得我们重视。 　　早在尼采说出“上帝死了”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现代社会的“非神圣性”就做了深刻论述：“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这段话虽然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迄今为止最典型的现代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描绘，也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社会的精神状态的描述。当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下面这段话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思想家：“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如何在“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的情况下坚守美好理想，如何在“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的语境中维持价值信念，对当今世界的任何国家的人们，都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对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具有特殊说服力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既反对那种用信仰来对抗理性的保守主义，又反对那种用理性来否定信仰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赞成理性主义的立场，积极肯定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近代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精神成果，同时拒绝“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而赞扬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整个生命的人们如狄德罗以及伏尔泰、卢梭等人。马克思主义强调，要通过自然与人的统一来克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超越理性与信仰的对峙；要通过对观念世界之世俗基础的革命改造来合理地解决把理论引导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问题；要在发挥资本的文明化作用、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的基础上理解和实现“真实集体”和“自主个性”的统一，避免和超越“自我牺牲”和“利己主义”的两难。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对于经过暴风骤雨般阶级斗争而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国人民来说，尤其是对于经历改革开放而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人民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吸引力――至少是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就马克思主义同时满足现代人的既相信科学又需要信仰或既尊重客观现实又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需求而言，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与同样处于现代社会的其他国家的人们没有根本区别。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上述观点中的“内在超越”精神，却与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内在超越”传统，具有高度契合的关系。 　　当马恩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揭示其灭亡趋势的时候，当他们通过揭露“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而倡导“人的解放”的时候，尤其是当马克思把社会形态变化的“第二个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当作“第三个阶段”（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设想的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一种“内在批判”的立场。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特定社会形态进行的“内在批判”，也体现了对整个现实世界进行的“内在超越”。这种“内在超越”的思辨表达的一个典型，是1843年马克思致卢格的信中所说的那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