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赢在中国女人.docVIP

王利芬赢在中国女人 　　谈理想时她打心眼里喜欢有理想的人，自己也被理想主义感动。谈陋习时，则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斥着对这些不文明行为的深恶痛绝，她，就是王利芬。 　　王利芬格言　让我折服的永远是精神和人格的魅力。让我感动的从来都是做人的真诚。让我佩服的一直是过人的智慧。 　　 　　尽管早已熟知“电视显胖”的“真理”，在SOHO现代城见到王利芬的那一瞬间，还是很迷惑到底央视的设备太差，还是摄像大哥与王女士有仇――好好一张白皙细腻的面孔上了央视屏幕后却那么“MAN”。 　　话又说回来，也不好彻底否定中央电视台，当“透过节目看人生”成为接纳信息的主要渠道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电视，王利芬自己的人生又会怎样。 　　无论《对话》，《赢在中国》，还是每周日晚播出的《我们》，无不打着相同的烙印：使命感，前瞻性，理想主义。《对话》试图向成功人学经验，《赢在中国》倡导创业精神，《我们》则着眼于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而每一个栏目的开播都有许多人忍不住感慨“早该讨论这些话题了”。 　　当王利芬和她的同事把创办《我们》的构思向台里汇报的时候，领导几乎是感动地称赞她们“做了一件大好事”。那么巧，“我们”的拼音缩写和“文明”都是WM。 　　一个人如果寄望于通过做节目来解决问题传播思想，当然可以贴上“理想主义”标签，那么“使命感，前瞻性，理想主义”自然可以成为描述王利芬的关键词了。 　　 　　使命感几乎是天生的 　　 　　王利芬走路很有气势，如果用漫画形式来表现的话，脚边要画好几个大圈圈。走廊这头的办公室到那头的资料室，肯定不只五步十步的距离，她前脚出门我们后脚就跟上的，可是一眨眼的功夫她已没有了踪影，让人惭愧得厉害。 　　王利芬很忙，没有时间回忆，所以很难回答“什么时候开始有强烈的使命感”，能想得起来的事多半都和“使命感”有关，说“天生的”也没什么；至于“为什么使命感这么强”，王利芬认为：“北大的学生本来就一直很有使命感，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必须为国家为人类做点什么才能不枉此生。媒体从业人员也比较容易有使命感，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总觉得时时刻刻都有责任告诉这个世界哪里发生了真善美和假恶丑。” 　　富有使命感的人多半是直肠子，坚信只要不是为自己谋私利就什么都不怕，不过外面的世界比我们的内心要丰富得多，几乎找不到非此即彼的案例，王利芬坦言她最怕的就是搞人际关系，当初在校园待得太久，撤去所有保护步入社会，就吃过许多亏。 　　王利芬曾经对自己有过一个总结：“我是一个喜怒皆形于色，从面部表情可以长驱直入看到我心灵深处的人。不知暗暗发过多少誓要改掉这种一眼见底的现状，变得有城府变得深沉，但总不奏效，已过而立之年恐怕早已定型，再说许多看似有城府的人想什么我似乎也知道，所以也就变本加厉，索性直来直去。也许这可能是许多人愿意与我谈话的原因吧!” 　　眼下虽然已经无暇为俗务所困，还是要在会议室的玻璃上写下“人际简单”的标语。“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你害怕去面对，那就不要面对好了。”这句话无论说出来还是写下来都很平淡，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王利芬说她自己没有害怕的对象，因为这么多年来“自尊是唯一的底线”，只要能够保有自尊，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无所畏惧。 　　 　　前瞻性与运气和性格有关 　　 　　因为经常采访高端人士，王利芬的视野比一般人要开阔得多，而她是一个 　　“对自己不满意的人”，习惯于从不断的学习中补充能量。站在精英肩膀上的运气加上自己闲不住的性格，让王利芬有机会将“人人心中有，他人台上无”的话题与观众分享。 　　《赢在中国》的创意来源于王利芬在美国学习期间看到的《学徒》节目：用电视表现商业人才的淘汰选拔过程。 　　尽管《学徒》“金钱就是一切”的价值取向与中国国情不符，经历20年风风雨雨的改革开放却有着初步总结经验教训的必要，那么多不安分的心，正在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春风里蠢蠢欲动。于是，柳传志、张瑞敏、马云、史玉柱……想得到的腕儿和想不到的角都陆续登场，一场草根创业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在路上》成为最有品质的流行歌曲，企业家和投资人都纷纷表示看见了中国的未来。 　　一切都是新的，充满原生态的美感；一切都是陌生的，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赢在中国》项目小组的人随时保持箭在弦上的状态。第二季不如第一季好看，是因为太多的参赛者有第一季比赛做教材，做了许多准备，有了“演”的痕迹；而工作人员也因为有历练，不能再体会不确定所带来的刺激。不过第三赛季选手水准螺旋式的上升，以及随后在各地方电视台遍地开花的商业选秀节目，证明了《赢在中国》依然很成功。 　　王利芬说：“创新创业人才和职业管理人不同，职业管理人是可以培训的，创新创业是精神性的东西，主要来源于要改变自身命运的冲动。这种创业型的人才，我觉得它是非常精神性的东西。这种激发感、引导感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