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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最清洁标本 　　在最根本的运行机制无所触动的情况下，任何貌似先进、科学的改革观念与措施，都只能是看上去很美的风景。 　　 　　组织变革在中国历史语汇里有一个专用名称叫“变法”，跟变法相对的是“立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西汉作为一个新兴的全国大一统的王朝，其立法至少有上述四个方面。因此，古典语汇中的“法”并不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讲的法律，而应该理解成“文化+制度”的一个综合体。这个界定非常重要，它能使我们在变法的问题上保持一种必要的宽广视野。西方的研究方法一向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分解割裂开来，从而把问题局部化，如果把组织变革仅仅理解为制度变革(“改制”)，就会衍生出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死结。 　　 　　王安石变法的特殊气质 　　 　　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特殊的气质。 　　第一，王安石变法开始的时候(1069)，北宋王朝立国整整110年，按现在的说法已经是一个百年品牌了，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它遭遇到不能回避的困难，这种困难的“表象”是国家财政趋于崩溃。《易经》有言“穷则变，变则通”，因此变法至少外因已经成熟。顺便说一句，“穷”不是指没有钱，而是指走投无路(“穷”的反义词是“达”)。由此推论，王安石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第二，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强烈的思辨气息。变法的中心人物都是彪炳史册的文化巨人，王安石是经学大师、文坛领袖；司马光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余如苏东坡兄弟、程颢、张载、富弼、韩琦、文彦博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些人观念成熟、词锋犀利、操守严谨，有能力就任何观点说服你，因此王安石变法是被讨论得最深切的。如果“真理越辩越明”是正确的，那么王安石变法也可以说是一场“真理大讨论”。 　　第三，观察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进程，似乎有一种潜在的强硬逻辑：基于种种良好愿望开始的变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越来越走向反面。这种逻辑以及其实现的路径让人难以忽视。 　　第四，变法领袖王安石与反对变法的领袖司马光个人道德操守都没有问题，这就排除了因私利或个人恩怨推行变法或反对变法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难得，如果私心暗中作怪，那么他们的言论就是二元分裂的，就当不得真。 　　第五，王安石变法中的人事问题非常引人注目，其中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变法领导层(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二是变法执行层(各级官吏)，三是广大老百姓。王安石变法使我相信剥离人事问题来谈组织变革是狭隘的、简陋的，“法”作为“文化+制度”的一个综合体，与人事密不可分。 　　 　　越演越烈的北宋财政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直接起因是北宋财政越来越困难，这让宋神宗非常烦恼。变法开始的那一年，宋神宗只有22岁，刚好是现在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的年龄。同年，变法的一些中心人物，王安石48岁，司马光50岁，吕惠卿37岁，苏轼32岁，苏辙30岁；还有一些年纪更大的前朝元老，富弼65岁，韩琦61岁，文彦博62岁。 　　变法前一年宋神宗对文彦博说：“当今管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养兵守备边防，国库不可不丰盈，大臣应当共同留意节约用度。”从这一段话看，当时财政困乏非常严重，而宋神宗没有主张，能想到的办法只是“节流”。隔了一个月，宋神宗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故，用的是什么治道?”此一问，可以看出宋神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自己接手的北宋这一大摊子，在列祖列宗手上大体承平，宋神宗有点担心自己顶不住了。 　　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个奏章，说：“仰赖不是夷狄(指辽和西夏)昌盛的时期，又没有连年水灾、旱灾的忧患，所以天下承平超过了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是由于上天的保佑。但是陛下不能不知道：天助之不可常，人事之不可急于求成，则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吹响了变法的号角。对于财政问题，王安石说：“本朝财政管理大抵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虽然俭朴节约而百姓并不富裕，虽然勤勉忧劳而国家并不强盛。”也就是说光靠节流是不行的，必须开源，开源的办法就是立刻实施财经改革。至于如何进行财经改革，王安石认为国家之所以困乏，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财办法。而且自古以来的治世，没有哪一个会在经济问题上伤脑筋，经济问题是小儿科，我王安石一变法，就会迎刃而解。 　　北宋的财政问题是积年顽症。苏辙在奏书中说：“所谓使财政富裕，不是求取钱财而有所增加，而是除去有害于财的事而已。有害于财的事有三项：一是冗官(多余无事的官员)；二是冗兵(多余无事的士兵)，三是冗费(不应支出的费用)。”这就是北宋有名的“三冗”问题。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冗兵问题，可以看几个数据：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有军队118万人。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岁入的比例分别为：钱，30％；绢帛，102％；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