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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文化的生态环境探析 文章摘要：官本位文化可谓与中华文明同源，与中国历史进程同步，它拥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虽历经风雨仍不断发展，遭遇王朝变迁仍不断完善。官本位的存在极大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发展完善。对于官本位的批判之声也从未消失，但若想从根本上消除这一病态文化，必须对其生存发展所依赖的经济基础、社会环境等因素深入剖析。唯有治本，方可痊愈。 关键词：官本位 生存环境 今天（2011年10月24日）24时，“国考”网上报名即将截止。到昨天18时30分，报名通过人数已经达到93万人，直逼百万大关，其中最热门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一职位考录比已达3270比1。已经进行9天的“国考”网上报名在后半程持续发力，近三天单日增长人数分别为17万、14万和14万。【1】 通过以上的新闻和图表，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国考热的程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与把握。国考进行的如火如荼，报考大军也忙的不亦乐乎。在这一大规模的考试人群中，既有应往届大学生、普通职工也有高薪白领，大部分考生之所以选择国考、选择公务员，其原因不外乎出于公务员工作稳定、福利较高的考量，当然希望借助做官来谋取个人私利或者说通过步入权力阶层从而取得普通民众所没有的资源与地位，在种类繁多的目的中也占有较大比重。这于是便引入我想探讨的问题——官本位。 官本位的概念与经济生活中金本位较为类似，概括而言就是指把官（官场）的标准作为元标准与衡量标尺，用以引导这个社会的其他一切价值标准，以判断对错、好坏、善恶、真假、美丑、成败、荣耻、君子与小人、道德与鲜廉寡耻。 官本位文化在中国已发展成为一种病态文化，其对人们价值观的腐蚀性和危害性不容小觑。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组数据的对比中对官本位的病态文化有所了解。 1950-2010年的60年间，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近一千倍，而民众收入只增长了19倍。 1978-2008年30年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行政开支由每年52.9亿实际增长到4万多亿，增长了800倍，仅“三公开支”每年就达到一万亿。 一面是长春市公安局购买单价3万的笔记本“机皇”，山东省粮食局一顿饭吃掉一万五。一面却是江西抚河唱凯堤因300万资金缺口而不能及时加固导致崩溃，造成民众财产损失10个亿。 据11月18日《沈阳晚报》报道，沈阳沈河区育源中学初一(11)班40余名学生全都是干部。学校称，这是学校教学改革的一项内容之一，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责任感。 看到以上的现象，我们或许会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国的官本位危害如此之大，是什么原因使得它具有超强的生命力。 下面将对官本位文化的生态环境予以分析 一，农耕社会对权威的服从是官本位思想滋生繁衍的经济基础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性质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必然建立于特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在农耕社会中，人们并不需要太多的科技文化知识，人们信奉的不外乎祖祖辈辈相传的生活、劳作经验。在经验起着很大作用的大环境中，经验丰富的长者便成为了人们敬畏的对象，长者也因此在人群中拥有了独特的权威性。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尚齿”、“尚爵”即尊老敬上的传统,《孟子·公孙丑下》明确指出:“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尚齿”、“尚爵”的一个内在根源,就是对历久以来的劳动经验的崇拜,而“尚齿”、“尚爵”的极端化,便是对官职、官位的向往与崇拜。推而广之，官本位的思想便诞生了。 可以说,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官本位文化提供了滋生、成长的温床,官本位也恰恰适应农业文明发展的要求,通过社会意识与政治架构的相互渗透,从观念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为农业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 二，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尊卑等级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视长幼尊卑的家庭秩序，其严肃性与权威性丝毫不容挑战，晚辈对长辈唯有服从、服从和服从，即使是同辈之间也要分清三六九等。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和贾环同为贾政的儿子，但因一个是嫡出，一个是庶出，两者在贾府中的地位可谓天壤之别。 在家国同构的文化氛围中，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在等级深严的宗法制文化的长期熏陶与浸染下，在家庭中形成了对长辈权威的服从传统和严格的尊卑贵贱秩序，大而化之，便是对官员、君主权威的认同与服从和社会层次的严格区分。 三，官僚阶层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形成了凭借官职等级控制、支配社会资源的利益驱动和价值导向 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呜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2】 之所以会出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