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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处理应推行政府与社会共治模式 ◇熊孟清 齐鲁环卫,2012（1）：39—40 我国许多城市的垃圾处理形势异常严峻。垃圾产量逐年增大，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处处受阻，以资源回收利用为核心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难以形成，政府与社会2股推力难以形成合力，垃圾与垃圾处理的邻避效应日益凸显，垃圾处理长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垃圾围城”日益临近，威胁城市安全运行。破解垃圾处理困局成为城市管理迫切而棘手的任务，垃圾处理亟需增能强效。 制度不健全且缺少效力和政府掌控的资源不足导致政府管控模式失效，从而导致垃圾处理困局。 垃圾处理困局的成因大多被归纳为资金与土地等资源不足、制度不健全、邻避效应、政府决策失误、权利寻租、宣传教育不够、公众素质低等7个方面。表面上看，这些不足确实对垃圾处理行业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而且，也确实是我国垃圾处理行业存在的严重问题，但并不是导致垃圾处理困局的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还在于垃圾处理行业长期采用的政府管控模式的失效。2000年前垃圾处理由行政主管部门管控，政府大包大揽；2000年后，尤其是2002年后，开始推进社会化，但因过于重视政府作用和垃圾及时消纳，再加上制度不健全，即使政府有意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却不能正确引导和有效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结果是只在垃圾收集、末端处理处置等环节实现了较低程度的社会化，只有原政府公共部门转职后组建的企业和个别社会企业参与了社会化进程，垃圾处理实际上仍处于政府管控状态。因缺少社会参与，政府管控模式易出现决策失误、权力寻租与公众不配合等弊病，在制度不健全且缺少效力和政府掌控的资源不足的条件下，管控模式的优势难以抵消决策失误等弊病产生的负面后果，这正是许多城市相继发生的垃圾处理状况。 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变政府管控模式为政府与社会共治模式，是破解垃圾处理困局的钥匙。 破解垃圾处理困局要从消除根本原因着手，变政府管控模式为政府与社会共治模式。共治是互动的，政府应树立“社会本位，服务至上”观念，搭建政府服务与社会参与交互平台，将社会“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逐步地交给社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倡导、规划、指导、协调、调节、监督、采购分配服务和参与应急设施与战略设施的管理上；同时，社会应顾全大局、因地制宜、集体选择和自主组织，做到“接得住、管得好”，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和公正。政府与社会共治可充分发挥统筹协调、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相监督的作用，有助于实现互利双赢，增进社会和谐，是破解垃圾处理困局的钥匙。 社会应真正参与，不仅应成为垃圾处理的作业主体，而且还应遵守、监督与完善垃圾处理支撑体系，包括法治、监督监测、技术服务和宣传教育等体系，同时，社区组织和企业还应成为垃圾减量、分类回收与资源利用等作业的组织者。当前，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和监督监测是社会参与的3个重要方面，推动社区按有关规定排放垃圾并实现垃圾分类社区自治是政府与社会共治的紧迫任务。 为了有效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当前亟需创新社会参与模式和完善经济调节平台。 创新社会参与模式，明晰社会参与途径，让社会力量自由组合，是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的基本条件。创新社会参与模式时应重点考量垃圾处理各环节的市场化能力和企业服务成本回收机制2个因素，构建企业（B）与垃圾排放者（P）、政府（垃圾处理服务购买者，G）之间的合作关系，如在政府直接向垃圾排放者收取基本的垃圾处理费、动用财政补贴并采购服务的企业服务成本回收机制下，垃圾分类回收、转运、资源利用和填埋处置可分别采用P—B—G、B—G、B—B—G和B—G等社会参与模式，而企业参与的投融资模式（项目建设模式）可以是完全市场化、政府征地企业建设营运移交（BOT）、公私合营（PPP）等，对于应急设施或战略设施，因政府必须掌握主导权，宜采用政府投资建设企业营运或PPP模式。 此外，完善垃圾处理经济调节平台，让社会力量参与获得的回报变得可预见、稳定且强度足够，是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的动力。一是完善企业服务成本回收机制，二是建立并完善垃圾排放权和垃圾处理能力交易机制，三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只有建立了完善的经济调节平台，才能抑制垃圾排放，构建灵活高效的社会参与模式，提高垃圾处理的经济效率，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破解垃圾处理困局是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愿望，达至所愿必须进行机制创新，变政府管控模式为政府与社会共治模式，从而抑制和克服资源不足、制度不健全、邻避效应、政府决策失误、权利寻租、宣传教育不到位、公众素质低等问题，加速垃圾处理增能强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