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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谨防沦为非法集资“活道具”等 　　最近安徽省非法集资出现了新动向：少数领导干部充当了非法集资的“活道具”。一些从事非法集资活动的公司开业时，有的领导端坐在主席台上；公司周年纪念时，有的领导到会侃侃而谈；领导干部和这些公司“老板”们的合影挂满了这些公司办公室的墙壁，视察公司的照片占据了公司宣传册最显要的位置。 　　虽然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是无意间充当了非法集资的“活道具”，但其巨大的广告效应正是这些骗子公司梦寐以求的，客观上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安徽太和县双阳集团曾红极一时，各级领导都接二连三地到企业参观考察。当地乃至附近河南省的很多群众都认为，如此受领导重视的企业肯定错不了，他们有钱不存到银行，只投到双阳集团。双阳集团在10多年里，共吸收公众存款6.4亿元，造成本金7000多万元无力归还，使部分群众陷入赤贫境地。 　　当前非法集资的手法不断翻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些骗子公司往往具有大规模的种养基地，建起漂亮的厂房和先进的生产线，让人一时难辨真伪。但这决不能成为少数领导干部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从深层次看，少数领导干部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和“广告”，暴露出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存在的诸多问题。 　　长期以来，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形成了“傍富”心理和浮躁的工作作风。他们不愿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而是热衷于出席各种开幕典礼、庆祝仪式等“风光露脸”的场合，在镜头面前百般作秀，宛若演艺明星；他们对困难群众感情淡漠，却热衷于和大款富豪们交朋友，整天形影不离。老百姓戏称他们“心系镜头、服务大款”。一些高明的骗子早就号准了这些领导干部的“脉”，投其所好，一试一个准。 　　领导干部要避免沦为非法集资的“活道具”，关键要做到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如果这些领导干部经常深入田间地头解决农民实际需求，走进困难群众家里嘘寒问暖，真正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相信那些非法集资的骗子是无隙可钻的。 　　 　　乡村文学别“悬浮”于城市　　段崇轩 　　 　　当前农村几乎面临无文学可读的窘境。这并非夸张之词，就笔者了解的晋北农村，农民的文学生活不仅远不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上世纪八十年代也不能相比。在中老年读者那里，我们还可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古典小说，以及《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革命题材小说。而在青年农民那里，顶多偶尔浏览一些时尚生活、科技文化读物，文学刊物却没人买，没人看。城市里热炒的各种“争奇斗艳”的“新作”和“力作”更是与他们无关。 　　单单一个晋北农村，自然不能代表中国各式各样的农村，但农村文学空间近10多年的急剧萎缩，的确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其实，我们并不缺少乡村文学作品。在数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奖的作品中，乡村文学作品所占比重也最大：然而。大家有个普遍的印象：现在乡村文学历史叙事多了，现实叙事少了；揭露的、批判的作品较多，正面的、讴歌的作品较少；凭印象编造的东西呈泛滥之势，而体验深切、精心提炼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些作家已变为深陷城市的“观察者”，甚至是“旁观者”，在思想、感情、心理上疏离了农村和农民。 农村和农民并不是不需要文学。农民读者需要的是跟他们血肉相连、知脾合性的文学。农民的审美趣味，也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单一、封闭。譬如柳青的《创业史》就借鉴了许多西方小说的艺术手法，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浸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思想、感觉柑隋调，但都赢得了农民读者的喜爱。 　　文学是反映社会风云的风向仪，是感应时代脉动的探测器，是烛照国民精神前行的航标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写农村和农民的文学，如果在整体上“悬浮”于城市，而与广袤的土地、数亿底层农民不相往来，让文学和农民之间的坚冰冻结得越来越厚，那就值得我们警醒和审视了。 　　 　　药价频降，板子是否打对了“地方”?　　蒋　萌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扭转过往“不成功的”医改，医治“以药养医”弊症，又何尝不是如此。 　　近日，国家发改秀发出通知，决定调整188种中成药的零售价格，此次降价药品的平均降价幅度为16％，降价幅度最大的为52％。按照2006年市场销售金额匡算，预计降价金额16 亿元左右。屈指算来，这已是今年第3次药品统一降价，也是国家发改委第23次发布药品降价令。可是，面对药品频频降价的好消息，人们的反应却从最初的期待和欣喜，变为淡然与平静。最讲究“精打细算”的老百姓，何以对药品降价产生“疲劳”?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面对降价令频频，“以药为纲”的医药生产企业、药品经销商、医院怎能对利润节节“缩水”坐视不理?纵观其惯用的“变通”手法，不是改药名、改包装以“新瓶装旧酒”；就是改剂型、改规格来规避“僵化条文”；实在没有“油水”可榨的药，干脆停产了事。由此，老百姓得到的降价实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