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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合法性限度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努力通过实施社会福利制度获取政府合法性,从社会群体结构来看,政府合法性的本质是精英与大众对政府运用公共权力主导社会利益分配的结果是否能够取得共识。这就要求政府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取得配置利益的均衡,即在两大社会群体之间达成合作博弈均衡。然而,资本主导的社会积累与民主主导的社会和谐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决定了这两大社会群体之间的合作性均衡是脆弱的,也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合法性是有限度的。? 　　关键词:社会福利制度;政府合法性;限度;合作博弈均衡?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4-0073-03 　　 　　政府的合法性[1][2]体现为公民对政府获取与运用公共权力的认同,既包括获取公共权力的途径和程序,也包括公共权力的运用结果,公民对政府获取公共权力的途径和程序以及运用结果的判断共同决定着政府的合法性。研究政府合法性的途径并非只有一条,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会选择或寻找不同的途径。其中,政府合法性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一研究途径描述的是精英群体的自由主张和大众群体的民主诉求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和平衡,他们的政策分歧是政府如何通过消费和福利政策影响资源配置,社会福利政策不仅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具有重大影响,也对社会和谐产生重大影响,并因而影响着政府合法性。?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合法性的社会群体结构并非总是呈“自然状态”,而是处于不断的调整过程中,推动政府合法性变迁的表面动力是社会的紧张状态或特定事件,深层动力是技术进步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集体行动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合力,制度变迁的根本目的是不断增加社会的福利。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必然导致创造和分配福利的社会格局发生变化,必然给精英和大众分享财富的原有状态带来冲击,这种冲击又会对政府的合法性带来挑战。如果精英群体与对政府的合法性存有疑问、甚至准备发起挑战的大众群体不能通过合作博弈达成共识和妥协,将造成非“帕累托改进”的社会后果,即造成非理性政府合法性变迁。理性的政府??法性变迁体现为精英与大众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合作博弈达成政府合法性的结构性均衡。? 　　决定政府合法性变迁的直接原因是现有的政府合法性结构妨碍了社会追求创造与分配社会福利的和谐。在非“帕累托改进”的情境中,当精英以牺牲大众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垄断社会福利分配时,就会引发社会对立;当大众群体阻碍精英群体组织社会福利再生产的积累时,就会引发社会倒退或停滞不前。政府合法性体现为两大社会群体能够就社会福利的创造与分配的正义性达成共识。? 　　二、精英自由与大众民主的张力? 　　(一) 精英与大众的分歧? 　　自由主义者认为,代表资方的自由主义者与代表劳方的大众民主之间当然是具有共同利益的,这种共同利益就是社会财富总额的增长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而约翰?密尔从推动知识进步的考虑分析了使社会精英保持避免被普通民众通过大众民主所可能左右的社会舆论、政治活动的侵袭而扼杀其才能的重要性,主张赋予精英以特权和保护。他认为,凡一切聪明事务或高贵事务的发端总是也必须是出自一些个人,并且最初总是也必是出自某一个个人[3]。自由民主的困境在于,自由主义否认民主的逻辑,而民主也否认自由主义的逻辑。没有精英就没有自由主义,没有大众就没有民主,自由民主对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而言是普遍的社会结构的抽象表达,也是主要的社会矛盾。? 　　(二) 精英自由与大众民主的张力? 　　精英自由和大众民主的理论代表对福利的创造和分配有着根本不同的见解。精英群体的核心观点是,没有资本的存在社会生产将难以为继,社会福利的创造和分配在根本上取决于资本的投资并受制于其运动规律,因此,整个社会的生产是由资本来主导的,而精英群体恰好直接或间接地负责资本的运作,他们因而应该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包括财富的分配。大众民主的基本观点是,劳动是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的最终源泉,正是因为劳动,商品才具有价值并能够交换,但是,劳动者并没有参与生产过程带来的价值增值或主导财富的分配。换言之,两大群体的争执焦点是,谁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充分、必要条件,如何分配新创造出来的财富? ? 　　社会共识的缺失或僵局的形成将会严重阻碍社会进步,而通过技术性的设计暂时回避精英自由与大众民主之间的矛盾只能是权宜之计,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合作博弈生成自由民主制度,在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化解矛盾,这正是成熟的民主国家的标志。即两大社会群体的利益都可以在权力机关内得到代表,通过妥协和协商民主化解冲突,不至于使某个社会群体退出社会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载体就是社会福利制度。? 　　三、西方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