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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骨气、锐气和灵气 　　 刚拿到何伟志的《伟志文集》时，并没有为之写点什么的想法。因为我不喜欢一些官员将一些官样文章整理成集，著“书”立“说”。读过《伟志文集》后，我开始意识到，伟志不是“官”而是僚，是无权的研究者、心耘者；他的文章也非“官样”，而是具有自身特色和研究价值的心耘笔耕成果。认真阅过《伟志文集》上卷《心耘无痕》和下卷《躬行求是》后，不禁引发了作为同行的我的浮想联翩…… 　　我国党政机关的研究人员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他们对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起着重要的咨询参谋作用。他们艰难求索，探讨强国富民和振兴地方的路子；他们辛勤劳作，任“蜡炬成灰”也默默笔耕。但在“文革”时期和“左”的年代，研究人员的最大伤感就是昼夜辛苦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积劳成疾而可能是拉历史车轮倒退。“御用文人”的悲哀难以言表！ 　　伟志是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这个队伍的。我们非常幸运地活跃在千年之交的政治舞台上，同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一起，推动着迁延两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推动着几千年的封建人治社会向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社会转型。我们思绪翻腾着，激情迸射着，挥笔战斗着……何伟志的《伟志文集》，就是凝聚着时代精华的一簇浪花。 　　大江东去，泥沙俱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封建遗毒的扩散，研究队伍中以官为本、以权为重的浮躁之气、功利之风有所蔓延。我常常感叹：几宿不合眼“爬格子”，不如给掌权人办一分钱的私事和说一句阿谀奉承的话。许多人确实不愿煞下心来探求古今、博览天下、调查细微、探求正道并据实直言、据理力争了。而伟志却是三十年如一日地“心耘无痕”、“躬行求是”，并且乐在其中，实在是难能可贵。 　　读了伟志的《心耘无痕》和《躬行求是》，我思考着：研究者应具有什么样的品格？ 　　最重要的是要有骨气，要有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能媚俗，不能唯上，不能跟风。为此，第一，要正视事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讲真话，尤其要敢于揭示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在《心耘无痕》和《躬行求???》中，从国家经济体制现存的弊端，到政治体制方面“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领导体制、宪政体制、法制体系和决策制度……距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存在“重大缺陷”；从我省“经济发展明显滞后”，“守着金山要饭吃”，到“国有企业政企不分，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缺乏自由进入市场的权利、财务预算软约束等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作者都入木三分，直揭其短。第二，要实事求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探求真理。在实事的基础上求是，即找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需要知识，更需要胆识。从1987年在文稿中强调“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全党日程的时期已经成熟”，到2004年我省国企改革攻坚时针对国有资产“流失”、“贱卖”的说法，直陈“水棍”“不肯‘贱卖’的结果就是全部‘化掉’”，指出“不改制才是国有资产最大的‘流失’”，作者旗帜鲜明，绝不唯书唯上，人云亦云。第三，要坚持求是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认识真理难，坚持真理更难。伟志的《心耘无痕》和《躬行求是》，贯穿始终的是民本思想。1988年，作者针对一些领导干部把上下级关系当做“主仆关系”，使党群、干群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的问题，大声疾呼建立“平等、团结、融洽、和谐、信任”的“鱼水关系”。2001年，作者明确提出，“以民为本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这与后来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法是一致的。作者把民本思想落实到经济发展上，热情地为个体私营经济这一“老百姓经济”鼓与呼，跑浙闽，找差距，出思路，提对策，直斥“恐私惧民”和“审批过多”、“管得过死”等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倾向。这些在作者写于2003年的关于推动我省个体私营经济实现重大突破的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集中体现。 　　研究者要有改革创新的锐气。伟志的《心耘无痕》和《躬行求是》，始终贯穿着一条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红线。1986年，作者在市委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期间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1988年，他又撰文积极主张“调整和改革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集体、个体、私营经济”。上个世纪90年代，作者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出“国有经济比重仍然过大”，必须在“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步伐”的同时，“加快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制改革”。2003年，他在省委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期间，又在文章中尖锐地指出了国企改革中存在的“三多三少”问题，即：“内部经济机制改革多，触及所有权的改革少；中小企业改制多，大企业改制少；国有股一股独大的企业多，产权多元化的企业少”，究其原因，就在“各个层面都希望在基本不触动原有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情况下进行企业改制，或宁肯维护现状也不冒风险，这就出现了多数大中型国有企业没有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