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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视野中戊戌变法 　　［摘 要］现代化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但直到1898年戊戌变法才揭开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序幕。本文试图从现代化演变的角度,探讨戊戌变法的政治背景及人事因素对变法结果的影响,进而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行进过程中的得失与启示。 　　［关键词］现代化；戊戌变法；社会变革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89-03 　　 　　近代中国一直命运多舛,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一直是国人最急切的诉求。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厄运,时人的民族危机感甚为强烈,迫切希望清政府能通过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以实现“保种保教”的目标。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于此际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即为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 　　从现代化理论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戊戌变法是作为迟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力图通过对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将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可惜的是,由于变法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以及变法者本身理论准备及策略智慧的不足,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夭折。这次政治改良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很好的现代化契机。下面,笔者试图从政治、人事两个方面,以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去分析这次失败的变法。 　　1 政治因素与戊戌变法 　　从现代化理论看,由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是在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和使国家富强而不得不采取的应变运动,因而属于外源性现代化。罗荣渠认为,“外源性的现代化,特别是延误了的晚近现代化,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权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这也就是说,中国的外源性、后发型现代化的性质,要求政府起到推动的作用。 　　但晚清的统治者们显然没有这种意识。号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虽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展了起来,却并未让洋务派拥有真正的现代化意识以进行彻底的政经体制改革。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暴露无余。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对民族和国家的危亡,原???处于领导外层的知识分子们,以康、梁为首,操着半生不熟的现代化理念,企图担负起救亡图存的责任。然而,他们的行为却与掌握实权的统治者本身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这导致了由实权统治者掌控的清政府,不仅没有担负起现代化领导的重任,反而走到了现代化的对立面。 　　1.1 内争――政治争权对现代化的妨害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一定要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需要周密的理性设计,不能试图通过一次政变来完成。但朝野之外的康、梁等知识分子的夺权加变法的模式,导致了戊戌变法从一开始就处于权力斗争的旋涡中。 　　美国史学家C.E.布莱克曾说,“政治现代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危机是涉及权力转移的危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写道,“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戊戌变法中激烈的政治冲突,使得原本就内忧外患的清政府,越发地摇摇欲坠：首先,帝党和后党的争权一直贯穿于整个变法过程中,随着变法的深入,矛盾也越来越大；其次,有清以来一直存在的满汉矛盾也因为这次变法而更加严重；最后,除了以上矛盾外,维新派们激进的变法措施还制造着新的矛盾。康有为把变科举、废八股作为变法的第一步,这就“势必触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等于断绝了原来八股士人的出仕之途；另外,维新派还要求精简机构,裁汰冗员,这就意味着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将失去官位。于是“流言纷云”,“京师震动,外省悚惊”。为了各自的既得利益,这些科举士人和地方大员也站到了维新变法的对立面。 　　可以说,维新变法是由于树敌过多,将自身置于无数矛盾交织而成的罗网之中,最终以流血的代价,给这次打着救亡旗号的变法画上了不甘的句号。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认为是戊戌变法的现代化追求失败了,不如说是变法派们的政治争权失败了。 　　1.2 外危――民族危机对现代化的影响 　　同政治上的权力斗争相比,近代中国面临的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也深深地影响着戊戌变法的过程和结果。面对着山河破碎,群雄环伺,国将不国的危局,“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当时压倒一切的社会主题。因此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变法者们变得十分的焦灼、亢奋和激进,以至于病急乱投医,因邻国日本变法的成功而希图依样画葫芦,据此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 　　民族危亡促使了戊戌变法的启动,但它也是这次早期现代化延误的主要羁绊。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从一开始就背着沉重的战争负担和民族危机负担。沉重的、历史的、社会的负担,让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从一开始就非常的艰难。正如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