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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意义与限度 　　本文讨论了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的假设、程序与步骤，及其在解释与认识经济社会现象、提供知识方面的重大意义。在肯定实证经济学方法的适用性的同时，本文强调，经济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由于经济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客观的物，实证经济方法有其局限性，将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不加反思地引入经济学会造成实证经济学方法的滥用。 　　关键词：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行为科学；预测科学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13―08 　　 　　当前，有关经济学家的一种现象令人深思：在许多经济学家之间，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巨大的差异。据说有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玩笑是，一千个经济学家可能有一千零一种观点。经济学家之间果真有如此多的分歧么?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将不可逆转地走向与“国际接轨”，缺少数理模型或实证分析的论文将越来越难得到发表。本文的分析将表明，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议往往是由方法论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如果能够在方法论上形成共识，很多争议将是可以避免的。另外，我国的经济学者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首先应对这种研究方法有所反思，应该清楚其意义尤其是其局限所在，由此方可避免对这种方法论的滥用，避免仅仅为了在形式上强求方法的规范而失去对问题本身的关注。本文将通过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流变轨迹的梳理，厘清其意义及适用的限度。 　　 　　一、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界定 　　 　　经济学的逻辑展开建立在大量的假设之上，其中许多假设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比如假定消费者的偏好不变、假定商品是同质的等等。这往往令人感到迷惑不解：从不现实的假设出发，如何能得出正确的理论?对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通常会援引弗里德曼的权威观点――假设的现实性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理论能否做出正确的预测。 　　根据弗里德曼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辩护，实证科学的目的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作为实证假说??系，理论的有效性应通过对所解释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而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的合理性程度。如果假说与实际证据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就被否定了；如果假说与实际证据不矛盾，那么它就暂时为人们所接受；如果假说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就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实际证据永远也不能证实某一假说的正确性，而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如果有多个假说与实际证据相一致，如何在相互竞争的假说中作出选择?弗里德曼认为，选择的标准是公认的简洁性与富有成效性，理论越是简洁、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对现象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越少，对现象的预测越精确，该理论的解释性也就越广泛。在此之外，还要求逻辑上的完整性与一致性，但弗里德曼认为这只是辅助性要求。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如斯蒂格勒等也认同这种方法论，这是芝加哥学派的一大特色。 　　弗里德曼认为，真正重要的假说所依据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又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表述。而且，一般来说，某一理论越是优秀，那么它的假设就越是超脱现实；但反过来说不成立，并非假设越不现实，理论就越卓越。既然不能用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那么建立在不现实假设基础上的理论与现实世界有何关联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的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论战。除萨缪尔森，如科斯、张五常、阿尔钦、甚至布坎南等的相关论述事实上也对此做出了批评与回应。 　　科斯曾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引用罗宾逊夫人的观点指出，合理的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既强调假设的便于处理，又要强调假设的现实性，假设应该与现实世界相一致。晚近以来，科斯又指出，理论的价值唯一地由其预测范围的广泛性与精确性来评价的观点是偏颇的，理论不是航班与公共汽车的时刻表，不能只关注预测的精确性，好的理论也必须能启发人们的思考，帮助人们理解真实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科斯甚至认为，预测的准确性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理论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因此假设必须是基于真实世界的，如此方可研究的是现实的世界、而非不存在的想象中的世界。科斯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反驳了弗里德曼的观点，他指出如凯恩斯革命、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等，这些理论一经提出，即迅速为学界广泛接受，但并没有经历“预测与现实相符”的实证检验。 　　在科斯看来，在分析与假设两方面，现代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罗宾斯以来，经济学就被当作一门选择的科学，这种观点尽管给经济学带来广泛的适用性，无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领域的论题都可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也存在选择方法与研究主题脱节的缺陷。一个眼见的事实是，在大量的研究中，经济分析中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