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没有说出来话.docVIP

奥巴马没有说出来话 　　“我不是第一个想要推进这项事业的总统，但我一定要成为最后一个。” 　　2009年9月9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就医疗改革问题向国会进行演说，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些话泄露了隐藏在他的呼吁背后的秘密，以及他执政初年便遭受挫败的原因。 　　奥巴马推进医改的呼吁，从一开始就超越了日常政治。在通常意义上，政治就是党派政治，而要超越它便意味着要成为“无党派人士”或者，按智者们的说法，“后党派人士”。与已故的爱德华?肯尼迪不同，奥巴马显然有一个“后党派人士”的超然洒脱，而前者只是党派狂热分子的光辉典范。但是，超越政治并不仅仅是这种超然的心境，它更是一种特殊的处境或局面。奥巴马的抱负，或者说他的政治目标，就是将美国置于一种不再需要党派的局面下。到那时，党派修辞已经功德圆满，政治主张显得不合时宜，同情及对政治的狂热激情也不再必要，而后党派式的超然洒脱最终确立起正确性。 　　然而，后党派的超然并不仅仅是后现代相对主义之类的理论热潮的表现。从第一位民主党总统杰斐逊身上，我们就能看到奥巴马的抱负。杰斐逊不仅创立了民主党，他还是美国党派政府思想的先驱。在创建第一个公开设立的反联邦主义政党之后，他在其第一任就职演说中进一步宣称：“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也都是联邦主义者”――这里的“共和党人”指民主共和党，也就是之后的民主党。但鉴于政治无党派主义所继承的是进步理念的衣钵，我们最好用“进步”这个词来形容奥巴马。 　　每一个进步主义者都希望将其拥护的事业置于政治争论之外。就像在他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所展现的一样，奥巴马一直想要让医疗事业超越政治，似乎如此一来他便能成为医疗改革事业上的最后一个总统。虽然在这个演说中，他也确实承认党派之间存在“哲学层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总是让我们分道扬镳”，但他并没有表明这些差异到底是什么。他似乎假定这些差异只会在服务于党魁野心的过程中，影响“短期的政治运作”。在奥巴马看来，真正的共和党领袖在医疗改革的问题上，必定会要求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通力合作，而不执拗于自己的野心或哲学。他似乎想告诉世人，一旦能通过医改法案，医疗制度便只需要一群专家进行日常管理，调整其覆盖范围(也就是扩大)，并平衡其收支―因为法案的通过意味着原则的确立，到那时，享受医保成为一项不容政治争议的权利，即使面对反动派提出的替代方案，也岿然不动。 　　但这一原则到底是什么?奥巴马的一言一行都像是在暗示，他的医改方案不涉及原则性问题。然而，他的计划显然涉及一个问题，一个公众一眼就能看出的问题：政府应该接管医疗事业吗?或者说，医疗是否应该被留在私人领域。政府接管并不必然要求像加拿大或英国一样的单一支付方制度(其特点是由单一的医疗保障主管机构将医疗费用直接付给提供服务的医院和药品供应者，而患病民众或保险人与医院之间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关系――译者注)；它不过是政府保障人人都能享受医疗的题中之义。这种一般性的保障不同于对私人参与的规定或特定要求，因为它将承担结果，做出许可，甚至决定需求的责任都赋予政府，由此，政府便能进行干预，以便让人人都能享受医疗。“人人都能享受医疗”这种说法至少制造了一些压力，促使政府努力让所有人都“平等地”享受“最优质的”医疗。这当然就是政府接管，即使政府没有操作层面上的事件接管，它也至少接受了接管原则――但很显然，这绝不意味着分散行政权在此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政府是否接管医疗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但奥巴马一直企图对它进行模糊处理。他说，政府的大小不是一个问题，而关键在于它是否“有效”。这种说法是再明显不过的回避，因为无论大小，政府都会有效，但问题是哪一种政府更好。奥巴马承认他在修辞学方面还做得不够好，但这同时也是一种暗示，表明他自己只是在修辞上被打败了。事实上，真正把这个原则性议题提出来的人不是奥巴马，而是他的共和党反对者，因为奥巴马展望的目光早已超越了通过医改法案的过程，而是投向了-一个医改方案不再遭遇争议的时代。他把结果提前到了事件的开端和经过阶段，仿佛除了如何实现无党派政治这一终极目标之外，再无其他问题还值得讨论。举个例子来说，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被描述为“公共选项”，就像消费者自愿购买的一件商品似的――公共医疗保险非但堪与私人医保匹敌，还同时为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提供了一个标准，因为它告诉大众什么才是真正价廉物美，人人可及的医保产品。与明确提出政府管制与私人主导的对抗这个关键问题不同，这种无党派式的策略性描述让政府管制表现为医疗保险市场上的一个新选项，而不是这个市场的监管者。 　　人们可以将这种策略理解为政府的理性行政或理性管理。由理性引导的政府会诉诸一些比理性稍低的动机去引导人民，如此一来，人民就会做出理性的抉择，尽管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用诉诸理性的方式的确可以对政府主导医疗这一原则做出直截了当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