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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语境下人性冲突 　　摘 要： 小说《寒夜》通过描写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生活，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悲惨境遇。即以抗战语境下汪文宣、汪妻曾树生、汪母三个主人公的人性冲突为主线，开辟了婆媳斗争的写作母题，更投射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从家庭的悲剧升华至社会的悲剧。 　　关键词： 小说《寒夜》 抗战语境 个人 家庭 社会 　　 　　小说《寒夜》以巴金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统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描写了小知识分子的悲剧，是巴金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也是其创作风格走向成熟的标志。小说中的主人公汪文宣、汪妻曾树生、汪母构成了精彩的三角冲突，以家庭视角延伸至社会问题。作者意在鞭挞国统区的黑暗统治，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正如作者所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使小说成为我所谓的‘沉痛控诉’。”［１］人性冲突是《寒夜》人物塑造、情节创作的基础，分析该作品中对人性冲突的描写，对于我们理解在抗战这个大语境下的小说主旨，探索巴金的小说创作艺术颇有价值。本文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分析小说中所体现的人性冲突。 　　一 　　个人内在的性格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复杂的人性展现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富有层次感。E.M.福斯特曾提出过小说中的“扁形人物”、“圆形人物”。“扁形人物”即类型性人物、漫画式人物，“是作者围绕着一个单独的概念或者素质创造出来的”。［2］而“圆形人物”则是立体的、复杂的，读者无法用三言两语加以定义，却深有亲近之感，《寒夜》中三个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即是如此。 　　汪文宣是《寒夜》的线索性人物，身为大学毕业生，他怀揣兴办教育的理想，而身为普通知识分子，只能为现实所迫在一家小出版社的琐碎工作中维持生活；他爱自己的家人，又恨她们没有止境地争吵。小说中其他人物对汪文宣最多的评价是“老好人”，他凡事总是先想到别人，面对母亲与妻子的冲突，他为了避免伤害双方而艰难地充当着调解人的角色；面对同事的无情，他谦和忍让；为了不给家里人增加负担，甚至隐瞒自己的严重病情……而这种“老好”实质上是他性格中叛逆与怯懦两者冲突的调和物，其实他不满时局，不满上级的态度，经常在心中发出无声抗议：“天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难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消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3］然而谁都没听他鸣不平，面对同事的欺负，他虽义愤填膺，但最终“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他不满意自己“老好人”的身份：“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他心中有着叛逆的种子，但是为了维持生活，他只能选择忍受，他变得多疑甚至惶恐，上级的一个眼神在他看来总是工作不认真的警告，妻子的一点不满总让他惶恐不已地安慰道歉，面对婚姻危机，身为新兴知识分子的他甚至怀念起旧式婚姻，确是“一个既屈从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懦弱性格，又妄图将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调和起来的时代的落伍者”。［4］当一切生活都偏离了他的理想，叛逆与怯懦的冲突进而上升到生与死的冲突，“活着好，还是死好？”这是他经常扪心自问的主题，他不想对生活屈服，想等抗战胜利，等家中境况好转，“留一点安慰和希望”，心中大声呼喊“我要活”，却最终在生活的打击下绝望地走向死亡。 　　与汪文宣是大学伉俪的曾树生未通婚媒即与之同居，并生下了孩子小宣，可以说是一个新时代女性，可她与丈夫同样都怀着兴办教育的理想，却只能在银行里当“花瓶”。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的性格注定了那寂寞冷清的家留不住她，对丈夫的爱是她留在家里的唯一牵挂，然而丈夫的懦弱，婆婆的刁难、儿子的冷漠无不让她时时彷徨――是为了责任而留下，还是为了自由而离开。与婆婆的多番争吵让她厌倦不已，汪文宣的劝解效果在她的质疑下一次次减弱，她最终乘上了与他人远走的飞机。曾树生似乎是无私的，尽管有婆婆的嫌弃，她仍靠当“花瓶”贴补家用，对生病的丈夫不离不弃，离家后还按时汇钱，实质上却逃脱不了自私的本性。“我要自由”是她离开家的华丽宣言，然而她追求的“自由”只是热闹与好生活，除了有限的享乐以外，她还能追求到什么呢？她厌恶汪母说自己是“花瓶”，却羡慕那些富丽光鲜的太太生活；她越来越意识到“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口口声声说“我并非自私，我只是想活，想活得痛快”，事实上是为了自己那虚无的追求。“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5］如果说曾树生开始对丈夫还有爱，那么在丈夫生病后就更多是一种怜悯与责任了，而在责任与自由中，她选择了自由，选择了自私。 　　汪母在小说中更多是以一种封建保守的形象出现的，作为过去读过书的闺秀，现在却沦落到了“二等老妈子”的地步，面对着活泼艳丽、赚钱养家的儿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