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中国“有效学校”.docVIP

打造中国“有效学校” 　　有效的、高效能的学校似乎不是什么新鲜名词，我们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校效率。然而，近年来，“有效率的学校”、“高效能的学校”或“有效学校”等正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殊内涵的名词，其中暗含了教育观或学校观的深刻转型。 　　“有效学校运动”最早产生于美国。尽管美国与我国的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当教育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如何维护教育公平、如何促进学校结构或制度的变革等)却是一致的。在我国实施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打造有效学校，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改革带来的一些不足，以防止矫枉过正。 　　 　　一、美国“有效学校”的提出与实践 　　 　　提高教育质量成为当今学校改革的焦点。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质量下降特别是教育不平等的加剧，促使约翰逊政府授权联邦教育总署进行一次全国调查，著名的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是这次大规模调查的主持人。1966年，科尔曼以《教育机会的平等》一书发表了他的调查结果，这就是著名的“科尔曼报告”。该报告指出：学生的家庭背景是对儿童学习成就影响最大的因素，学校条件对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很小。在学校条件中，与学生成绩关系最小的是课程和设备条件，其次是教师的素质。这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教育家艾德蒙兹、洛扎特等人为代表，在美国掀起了“有效学校运动”，他们力图通过大量的调研事实否认“科尔曼报告”的结论。他们认为：儿童的学习成绩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特点。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效学校运动”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为核心，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展开，对美国的教育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学校的改革。从“科尔曼报告”到“有效学校运动”，我们可以看出，家庭背景无疑是影响儿童学习成绩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放弃一部分儿童的借口；学校可以弥补儿童因家庭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在促进全体儿童学业成绩提高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潜力。 　　 　　二、我国打造“有效学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教育政策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1980年《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以及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等一系列政策均强调了创办重点学校的必要性，对重点学校的办学规模、办学条件、设备配备、教育经费、基建投资等都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1990年，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这项政策实际上是重点学校政策的延续。设立重点校是时代的产物，有利于我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教育体制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尽管国家从政策上、法律上努力淡化重点中学与普通中学之分(例如：2006年6月29日颁布实施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要取消重点校和重点班级的设置)，但是，在现实中，学校间的差距有增无减。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再回过头来梳理一下设置重点中学的逻辑思维：因为我们的教育资源(通常包括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投放到其中一部分学校。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之分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物质条件、经济投入、良好的师资等决定了学校的实力。办学一般依赖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即要有现代化的教学楼、雄厚的资金和优秀的教师。当今日益强劲的市场化改革强化了这一逻辑，似乎在市场中获得越多利益的学校就越有可能成功，择校恰恰强化了上述三种资本的功能而忽视了第四种资本――社会资本的价值。笔者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共同体中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规则、网络、制度等多种形式存在的，被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个人的还是组织的)所获得和利用，并为行动者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提供便利的一种资源。诚然，用市场精神改革传统的科层体制，促使学校之间的竞争，无疑有助于提高效率，但仅仅依赖市场是不够的。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普特南所言，“择校的批评者认为选择可能会扩大既存的教育不平等，而支持者则认为，将学校教育置于‘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之下，会迫使学校之间进行竞争，从而提高每一个人受教育的质量。现在来评论哪一方是正确的还为时过早。我们有证据表明，如果择校要成功运作的话，在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社会资本的魔力而不是市场的魔力。”可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就像一把双刃剑。在“自主选择”、“多样化”这些华丽的辞藻背后，改革可能加重了社会不公正现象，扩大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因为在看似平等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