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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探索 　　 　　进入六月，流淌在重庆大街小巷的喜庆气氛日益浓厚。因为到该月16日，这座城市将迎来直辖十周年的重要时刻。但就在此时，一个更大的惊喜却抢先一步闯进了山城的大门――6月7日，国家发改委宣布重庆正式被列入国家第三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双双而至的喜悦让3100万重庆人从来没有如此真切地感受到“重庆”二字的原本内涵。 　　事实上，幸运不只属重庆。就在同一天，远在260公里之外的成都，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白领出入的写字楼，以及热气腾腾的茶馆和街边的麻将桌，尽管还不能很清楚地说出改革试验区会给自己的城市和未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兴奋还是映现在许多人的脸上。 　　“意料之外，但又情理之中”。相比成渝的市民，来自外界的关注度似乎更为强烈。从中央到地方的决策机构高调为成渝谋篇布局，专家学者旁征博引来阐述“新特区”的来由走势，各路媒体不惜版面争先报道，而在这其中，一些城市（城市群、开发区）情感复杂但又冷静观察着一切，它们就是和成渝一同角逐但最终未能折桂成真的落选者。 　　 　　群雄逐“新” 　　 　　2006年4月26日，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继上海浦东之后我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 　　两个月后的6月27日，在长沙举行的第一届长株潭三市党政领导联席会议上传来消息，湖南省人民政府仿效上海浦东已正式向国家申报建立长株潭城市群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 　　由此，国家第三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战”拉开序幕。 　　1982年12月，湖南省政协委员张萍首次提出了“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议案，旨在加强三市之间的经济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带动全省经济的发展。长株潭经济区构想的提出，比开发上海浦东的提议整整早了8年，迄今已历25载春秋。 　　经过多年破冰之旅，长株潭经济区编制了全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区域经济规划体系，并取得了“五同”（指三市交通同环、电力同网、金融同城、信息同享、环境同治）和产业逐步聚集等成效，贯穿三市的湘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也迈出了强劲步伐，目前，长株潭经济区正按“改革先于全省，速度高于全省，质量优于全省”的总体要求，逐步步入又好又快的发展轨道。 　　此次申“新”，湖南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拟借助国家层面的力量，对不利于经济一体化的体制、规章进行先改先试，切实增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的体制活力。 　　 　　“地方争夺新区试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仍处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资源配置权限主要掌握在中央手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配置过程。另一方面，各地用改革促进发展、用改革谋划发展的积极性，也释放出自下而上发出的改革声音。一种转变是从过去单纯地从中央要政策、要项目到向中央要整体的发展环境，希望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放松管制，营造一些宽松的综合环境，更多地发挥地方自主性”，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凌云认为，“这也透露了地方近几年经济飞速发展后的一种政策需要”。 　　就在湖南省跃跃欲试的同时，位于北国的沈阳新区和南粤的广州开发区也开始了申“新”的积极运作。 　　“沈北新区推进综合配套改革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落实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按照‘用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一条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新路子’的要求，通过改革创新，实现沈北新区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起示范和带动作用”，沈阳市委常委、沈北新区区委书记王世伟在谈到申“新”时语气颇为坚定，“应该说，沈北新区申请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意义重大”。 　　2006年12月，辽宁省经请示国家发改委同意，批准沈北新区为辽宁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该新区在经济区体制、监督服务体制、城市化体制、土地使用和管理体制、外贸体制、科技体制、投融资体制和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先行先试，而这一切显然是为从“省级”向“国家级”升级在做“热身”。 　　与沈北新区信心十足相比，广州开发区显然底气十足。 　　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国家级开发区排名中，广州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89.44亿元，财税总收入188.38亿元，工业增加值率预计达30.25％，再度居国家级开发区之首。而此前的2004、2005年，广州开发区的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财税收入、可支配财力、工业利润等五项指标，已连续称冠全国各个国家级开发区。 　　2007年2月28日，在广州开发区、萝岗区年度工作会议上，广州市委常委、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萝岗区委书记薛晓峰表示，广州开发区将积极配合广州市有关部门向广东省政府、国务院申报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取省、市相关综合改革在广州开发区先行先试。 　　然而，真正的申“新”热潮出现在几天后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 　　来自湖北的38名全国政协委员和42名全国人大代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