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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农村改革突破口 　　农村大改革视野下的农地流转“大洗牌”已成定势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亿万农民的衣食父母，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近代革命以来，无论是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主张，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土地始终是改造社会的突破口。 　　 　　土地入股： 　　工业浪潮中的改革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潜在的改革需求在逐渐递加。大江南北，广东南海、江苏昆山、浙江宁波等地，一些破冰性试验已成风起云涌之势。这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挟思想解放之理念，走上了一条农地流转服务工业，农村向城市转型的道路。 　　1992年，在广东省南海，一些村庄作出了与“包产到户”截然相反的选择。几个村庄的土地被集中起来统一作价入股，统一规划经营，兴办各类企业。土地的收益，按照51：49在集体和农民之间分成。1992年的广东南海，罗村镇、里水镇、平洲区的集体土地股份制合作，被视为“南海模式”，并得到了一定范围的推广，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农村土地流转版本。 　　 　　“南海模式”成效非常明显。10年后，南海市一半的工业用地都是集体所有性质，三资企业纷纷涌入，入股的农民则获得了较高回报。“南海模式”获得普遍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了上层的高度关注。在其他地方，类似试验还在继续进行，效果也很快显现。 　　1992年，率先完成农村城市化的深圳福田区上步村，如今已是特区的繁华市区。以村集体资产和土地入股而组建的上步股份公司，以不错的分红回报村民。从1992年开始，该公司每年分红逐年增加，再加上城市化后地产升值，村民财产性收入呈现大幅增加之势。 　　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同样飞速发展的江苏，数年后，出现了“南海模式”的升级版――“昆山模式”。江苏昆山紧邻上海，是外资企业建厂宝地，但苦于建设用地有限，高昂的地价令一些厂家望而却步。于是，村集体创造性地复垦农地，获得非农建设用地的指标，然后向本村农户“招标”，单个或者几个农民联合起来修建厂房，再赚取丰厚的租金收益。 　　昆山模式迎合了工业浪潮对于土地的急需形势，也得到了锐意???革的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成效也颇为显著。短短的5年时间里，昆山便新增建设用地8.25万亩，其中四分之一来自于这种“昆山模式”。 　　同样是改革开放的前哨，地处沿海的浙江，是中国人均耕地最少的省份之一，人均耕地不到0.5亩。2001年初，宁波市委决定，在江东区试点农村股份合作制。村集体将土地换来的补偿资产和原有的集体财产积累以及经营性用地资产合并起来，成立股份合作社，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农民每年按股份获取红利。 　　该市江东区的宁江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也是改革试点的重点村。该村参照《公司法》设立了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原村委会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1.36亿的集体资产被分为136万股，每股为100元，股份分为“人口股”和“农龄股”。集体资产的30%作为“人口股”，由2000名村民均分，另外70%按照在村里的工作居住年限进行分配。 　　2006年底，宁江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资产迅速上升至1.9亿元。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到2008年，进行股改的七年间，宁波城市化带来的失地农民问题，借由“宁江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耕地竞拍”： 　　向规模化现代农业挺进 　　允许流转土地经营权，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便具备了硬件条件，可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摆脱小农经济，加速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所以万众瞩目的农村改革，攻坚求变的关键在如何把“蛋糕做大”，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改革首当其冲。 　　其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并非一样新鲜事物。早在改革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在一些经济较为活跃的农村，互换、委托代耕等早期流转形式就已经出现。但是，这些地方的承包土地，规模普遍偏小分散，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产品竞争力不强。因而，需要通过土地的有效流转，将分散的土地集中经营，实现规模化经营。 　　2008年9月11日，是一个将被载入中国农村改革史的重大日子。这一天，河南省沁阳市劳动大厦二楼会议室内人头攒动，坐满了来自该市的上百名农民。当天，沁阳市首批20宗2200.06亩土地的经营权，分别以公开竞拍、谈判等方式出售，70位竞拍人积极参加。 　　随着拍卖师的一记锤响，沁阳市太行办事处39.06亩土地的经营权，以每亩420斤小麦的价格被村民张小随拍得，同时也宣告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次公开拍卖成交，业界对此誉为“中国农村第一锤”。 　　事实上，进行这次公开的竞拍之前，沁阳当地的农村土地流转已经广泛存在。以西万、水南关为代表的一些乡村，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摸索出了符合实际的集约经营、对外承租等流转模式，节约了土地资源，实现了转产农民与种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