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传统文化“惰性”因素.docVIP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传统文化“惰性”因素 　　[摘要]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斗争、吸收、融合的互动过程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传统文化“惰性”因素，提出积极克服传统文化中惰性因素的消极影响，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实现和谐社会。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文化“惰性”因素；消极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斗争、吸收、融合的互动过程，以适合中国的社会需要。例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与中国的政治结构相适应。“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应该看到，中华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糟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带来了消极性影响。例如：内倾型的农耕文化；“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伦理政治型的人格理想；固定僵硬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等。 　　一、内倾型的农耕文化 　　远古时代起，农业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脸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坑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农耕最首要的前提――兴建有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必须依靠群体的通力协作才能实现。因此，最初的体力协作中，个体必须抑制自我的个性，服从绝对的统一指挥，众人的集体意识得到了强化。“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便是例证。“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靠天吃饭，生活艰辛但较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国人“静”的心理特征。正如《弯弯的月亮》中“至今还唱着古老的歌谣”一样，单调的田园牧歌的内倾型的农耕文化，造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却之不尽且魂牵梦萦的心理惰性：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乐不思蜀、平均主义、权威心理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理性审视自身，消除民族灵魂深处的负面影响，扬长避短，以复兴中华民族。 　　二、“尊尊，亲亲”的等级观念 　　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古代中国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社会政治制度――家国同构的宗法等级社会，其核心是“尊尊，亲亲”。宗法等级制度下，一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完全决定于他与统治者的血缘关系的亲近，由此形成了“任人唯亲”和“家天下”的局面。宗法制度造成人与人之间特别讲究身份。例如，讲究忠孝，“在家为慈父，在朝为贤臣”或者是“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名不正则言不顺”（名是指身份关系），要求做到“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什么人做什么事，”不得僭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义务本位。因此，中国人形成了对许多事情忽视理性，重视伦理取向，轻视法制等，个人根本无独立个性和独立人格可言，活脱脱一个臣民、顺民、子民。诸如此类的因素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民主法制建设，人才选拔制度，强调个人权利和义务均有消极性的影响，对其需努力消除。 　　三、伦理政治型的人格理想 　　传统的人格理想主要指“穷独达济的儒家人格理想”与““无为”的道家人格理想”，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人格理想的蓝本。 　　儒家人格理想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这种“醇儒”或曰“君子”便是儒家的人格理想。诚如孔子所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2]一句话，儒家的人格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道家则主张“无为而无不为”――无所作为才是大有所为，“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3]庄子认为，当人们能做到“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到达“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的时候，就可摆脱尘世烦恼和心灵折磨，达到无羁无拌的精神境界――“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4] 　　传统人格理想除了具有伦理道德特征和道德万能论的错误倾向外，它还是被动地适应现实或者是消极逃避现实，从而不是理性积极主动地去改变自我和改造社会现实。罗尔斯认为：制度不正义，个人的独善其身，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好牧师而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摒弃旧传统人格理想中的消极因素，注入社会主义创新变革型的人格理想，乃为紧迫的现实任务。 　　四、固定僵硬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还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譬如，体现在政治与道德方面：先进与落后，伟大与平凡，高尚与卑鄙，东风与西风，香花与毒草，革命与反革命等。此千篇一律的二分法，造成了概念之间明显对立，迫使人们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从而陷入二难困境。例如，以前忽视了道德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差异以及道德境界的层次性，一味提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人们稍微提及个人利益方面的东西，使被斥之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