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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的政治制度 　　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的历史，提出、坚持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条重要的经验。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和成果。这里，我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方面，谈一些最近的思考。 　　 　　制度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这几年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比较侧重于从思想理论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进展及其理论创新成果。这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回答的，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仅仅研究思想理论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够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从书斋中产生的一种纯学术的思想理论，而是一种融理论、运动和制度于一体的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三种形态，一是理论形态，二是实践形态，三是制度形态。 　　我们在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两次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具有丰富的内容，主要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找到的，中国独特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制度形态，主要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先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 　　显而易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这样的制度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政治制度 　　 　　无论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个极有意思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一样，是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 　　我们注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过来的。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政党制度都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发展过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也是在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的。这些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民主。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许多同志认为，今天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起来，社会结构已经从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多元的社会，原来的政治体制已经同这样深刻变动的经济、社会不相适应了，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原来的政治制度。但是考察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政党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政治制度建立时中国的经济并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当时的社会结构并非单一的社会，而是多元的社会，是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大阶级的多元社会。事实上，我们这一套政治制度正是根据多元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建立起来的。 　　 　　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 　　 　　我们也注意到，在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先是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后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把多元的经济结构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样，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后来建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完全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了，这些政治制度的性质也就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而言，可以说大幅度地扩大了人民民主。 　　因为原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其中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不是专政的对象，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不复存在，“人民”已经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除了极少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外，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当家作主的“人民”，人民民主的范围扩大了。但是，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实行了中央集权的纵向垂直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这一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无法充分发挥出来，还出现了一系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