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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视野下的食品安全与大众传媒 　　 【摘要】本文在“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下,以食品安全问题为切入点,分析大众传媒食品安全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社会、公众风险共识的建构、认知和化解应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风险社会 食品安全 大众传媒 　　 　　一、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全球社会的广泛关注。就国内而言,不断有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如“苏丹红事件”“金华毒火腿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令整个社会对食品安全产生焦虑。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影响整个社会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不禁令我们反思,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为何反而需要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感到担忧呢?科技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既相互依赖,又存在着矛盾。科技的发展,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正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概念,是对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的一种回应。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化,世界正处在从传统工业社会向后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人类社会今天所面临的风险已经和以前的以自然灾害为主的外部风险截然不同,我们所面临的是由于人类自身技术、能力、知识进步和发展对自然界影响所带来的人为风险。就食品安全问题而言,现代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农牧业生产,如农业生产中大规模使用化学杀虫剂和除草剂,给家禽、奶牛注射一些抗生素和催产剂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已经严重威胁食品安全,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大众传媒对社会负有守望和监视的责任,也扮演维护公众利益的角色。大众传媒将风险信息传递给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就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而言,大众传媒在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督上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食品安全新闻报道与议题的风险性、争议性 　　 　　一般来说,新闻媒体的食品安全报道应该基于公众的利益,是媒体社会责任的体现,是督促食品生产企业、弥补监管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本身带有???定的风险性,其新闻报道和议题往往也带有争议性。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甘肃、湖北的媒体都曾报道过,但都没有直接指明是哪个品牌,而是以“某企业”来代替,这种模糊的表达手法也往往成为媒体记者在报道食品安全时的一个报道框架。这背后有着媒体及记者规避风险的动机。富士康状告《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等类似事件给媒体记者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正如第一个点出“三鹿奶粉”名字的《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所说:“我知道我的报道出来后,三鹿肯定要找上门来。在报道上版时,我脑子里晃动的都是第二天三鹿公司气势汹汹地打电话指责记者的不负责任、并要把记者告上法庭的景象。这个晚上,我都没有怎么睡好。果然,第二天我去办公室,就接到他们的电话。”① 　　商业利益的渗入也是一个原因。市场化、商业化的逻辑或多或少地主导着媒体的新闻生产,尤其是在食品安全这样的舆论监督领域。一些广告客户通过在媒体上投放广告来规避监督,同时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来制造有利于自身的议程,也可以用各种手段消除不利于自身的潜在议程。在媒体机构内部,食品安全报道往往被视为吃力不讨好的报道领域。辛苦采访和调查得来的稿件,要么被出于各种风险担忧的编辑、领导直接“毙掉”,要么被监督企业的一个大额广告单或权力关系让报道撤掉。即便是被报道出去,需要承担的风险也是非常大。同时,一些出现问题的食品生产企业给媒体记者“封口费”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这也使得整个社会对大众传媒这个社会的守望者能否坚守其职责产生了疑惑。 　　 　　三、食品安全报道固有框架与存在的问题 　　 　　理论上来说,风险、危机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就如人们判断一个食品是健康的还是有害的,都是基于当前整个社会的认知、价值和判断能力上的。一些人为食品安全问题担忧,而另一些人则在为生存问题而困扰。如农药残留超标问题,其实这个名称就暗示人们,在现代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药有残留是必然的事情,只是看它有没有超过权威部门和专家设定的安全界限,然而这个安全界限的标准也是存在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和判断,一直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这种不确定性显得尤为明显。 　　现代大众传媒是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规避社会风险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媒体发挥作用的同时,很可能会成为新的风险“制造者”。例如2005年6月某地发生小学生集体疫苗反应,媒体由“问题疫苗”到“夺命疫苗”判断的转变,最终被“群体性心因性反应”事实真相所否定。在特定的风险情境下,新闻报道和关注变成一种暗示或预言,媒体在“心魔”与“病魔”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②因此今天的风险,是一个公共风险,是基于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具备公共性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