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业我有一段刻骨铭心“非常童年”.docVIP

陈业我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非常童年” 　　红都童话――我亲历的延安往事（连载八） 　　 　　延安的部队在看京剧《三打祝家庄》 　　 　　小小年纪的陈业，也像《红灯记》中的铁梅那样，有着“数不清的表叔”。父亲虽为国民党的大学教授，一家人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因为要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表叔”和党的事业。陈业的父亲被捕后，被关在南京监狱，陈业和妈妈在南京度过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日子。直到父亲出狱，陈业一家来到了延安，父亲成为延安大学中唯一一个具有党员身份的大学教授。 　　陈业童年的故事是刻骨铭心的。她觉得，这不仅是她个人的经历与财富，也希望后人能从这些故事中了解那个年代，了解那一群为了理想和信念而生的共产党人。 　　 　　陈业:我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非常童年” 　　 　　1937年11月间，西北高原的初冬，已是寒气逼人。从西安通往延安的道路上，一辆敞蓬的运货大卡车，颠簸着艰难前行 　　妈妈带着7岁多的我，坐在敞蓬卡车里，尽管天气寒冷，我们的衣衫也很单薄，但一想到马上就能与爸爸团聚，能见到自由的世界――延安，我心里就感到热乎乎的。在车里颠簸摇晃了几天后，我和妈妈终于踏上了革命圣地――延安的土地。 　　比我们先到延安的父亲，带着警卫员，牵着两匹马迎接我和妈妈，并把我们接到了延安的桥儿沟，爸爸工作的延安中央党校就在这里。 　　我们一家三口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之中，许多同样在延安工作的叔叔阿姨们来看望我们。他们亲切地称妈妈为“刘嫂”。不久，我的姐姐陈英和三叔陈放也来到了延安。我们一家人就此结束了危险艰苦的地下生活，在延安大团聚了。 　　我的父亲原名陈矢藩，又名陈祖謇。1933年，父亲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用了“刘芝明”这个化名，此后便一直沿用下来。父亲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二叔陈矢平，牺牲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叔陈矢权（又名陈放）解放后一直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后在工作中以身殉职。我父亲1929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曾任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教授。抗日战争中赴延安，历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延安评剧院院长。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共辽东分局宣传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及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国文联党组代理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剧协常务理事。1968年3月，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青年时代的父亲，受李大钊、陈独秀等先驱人物的革命思想影响，爱国心强烈，追求真理，倾向革命，向往苏联革命成功的新生政权“苏维埃联盟”。1926年，父亲怀着寻找强国之道，寻找救国之方的想法赴日本留学，一年后，他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在认真学习、反复比较中，他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理论，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 　　1929年，我父亲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在上海加入了左翼联盟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家的“表叔、表姨”数不清 　　 　　得知父亲回到了上海，我妈妈就抱着襁褓中的我，带着哥哥、姐姐，一道坐船来到上海找父亲。后来我们在上海的家成了党的地下“机关”，就像电影《革命家庭》那样。我家当时租住了两套房子，一处在弄堂前楼，要尽量摆些“阔气”，以作掩护；另一处亭子间是秘密隐藏地，以防万一发生什么危险，可以马上转移到这里。 　　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很严峻，地下工作时刻面临危险。我从小就懂得：要看大人的眼色说话、行动，不能随便出去，随便和别人家的孩子玩，更不能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有时看别的孩子有饼干、糖、香蕉那些好吃的，也馋得很，却一点不敢奢望。 　　当年，我父亲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暨南大学和政法大学的教授，薪水不低。但他一方面要要养家糊口，一方面还供给党组织活动经费，所以全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为了不被外人看出破绽，父亲常常出门时，雇一辆黄包车，走出去一段后，再托词下来步行；回来时，也是快到家门时才坐上黄包车。每天出门时总是西服革履，皮鞋擦得锃亮，但实际上，衣服早已很旧，鞋底也快磨破了。 　　妈妈每天早上“招摇”去买菜，实际上为省钱，只有等到早市收摊时，才能去拣些人家丢掉的菜叶菜帮来，但为了掩护身份，还得装着买几片薄薄的肉片，盖在剩菜叶上面，故意从房东面前走过，免得引起房东的猜疑。 　　我家几个孩子也从没尝过点心、糖和水果的味道。为了党的地下工作，一个大学教授家的生活，只能过得如此清苦、艰难。 　　母亲一面照顾孩子，一面也协助父亲做些地下工作，她常常把孩子们安排睡下了，在夜深人静时上街贴传单。白天则“坐守机关”，或抱着女儿，挎着菜篮去送发通知、文件。同志们在家里开会时，她便带着孩子在门外放哨。平日里就为过往的同志们洗衣、做饭，兼做联络。 　　我哥哥那时才七八岁，也当上了小“交通员”。他人机灵，行动比大人方便得多，许多紧急情况下，妈妈总是让哥哥去传信儿。有一次，要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