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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跨学科对话、合作的可能途径 　　好像是施拉姆说的，传播研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科，更像是多种学科的交叉路口。从研究 对象去看，传播学号称研究传播行为，而人类行为中不包含传播意义的大概不多。从学科历史去 看，罗杰斯列出的那些传播学奠基者中，拉斯维尔是政治学家；拉扎斯费尔德是应用数学家和社 会学家；列文是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霍夫兰是实验心理学家；申农是信息科学家。施拉姆自认 是传播学家，但他拿到的却是英语文学博士。而批评学派，整体上，很像是社会和文化研究传统 中引出的一个关于传播 － 特别是媒体 － 研究的一个分支。不容否认，后来的传媒学者更明 确地聚焦传播和大众媒体问题。但拿我们作为本门秘笈的题目来说，议程设置难道不也是一个政 治，社会学的问题？知沟问题，涵化问题难道不也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框架问题难道不也是一 个心理学问题？创新扩散问题则???越多个领域，无所不包。我查检过美国几间传播系科教师的教 育背景。比之同校的其他系科－如人类学，经济学，法学，语言学和艺术史，传播教师的训练背 景相对多元，其他系科成员更多来自本学科的博士。在我的理解中，传播研究是问题取向的，不 应该存在跨学科对话的障碍，特别是态度上的障碍。 　　谈到跨学科或学科合作的途径问题，实际上，也是在谈这种合作的障碍问题，因为选择途 径的同时也是在规避或克服障碍。首先遇到的障碍应该是学科分工。分工提高了教学和研究的效 率，但也把彼此联系的现象从不同观察角度切割开来。学科分工对知识增长的贡献自不待言，但 同时也带来问题，使我们受制于特定的视角，服从具体学科的评鉴标准，产生分工偏见，缩小了 观察世界的视野。 　　分工不能取消，但可以弱化其弊端。对此或许可参考美国大学里的中心设置。我念书的学校 有若干个研究中心。比如东亚中心，也开课，也有奖学金。修满其学分，可颁发中心的证书，好 像还可以给硕士学位。中心教师的学科来源是多样的。有语言文学系的，经济系的，政治系的， 人类学系的，地理学系的，宗教研究系的，艺术史系的，也有法学的。凡教学和研究与东亚有关 的老师都可申请加入中心，施行系科和中心双聘制度。 　　在广义传播的领域，这类中心中最有名的大概是MIT的媒体实验室。那里有做心理学的，电 脑科学的，数学的，语言学的，艺术设计的，信息科学的，电讯工程的和社会学的，不一而足。 和大媒体概念有关的专家都可以去做。学生可以在那里拿到硕士、博士。研究成果也能更多体现 出学科综合的特点。如果说媒体实验室太技术化，施拉姆建立的中心该算是传播学正宗。施拉姆 在伊利诺斯大学组建过一间传播研究所。成员有经济学家，教育心理学家，新闻学教师，社会学 家，语言学家，政治学家，以及CBS退下来的播音员。考虑到施氏当时这样做，或因为传播学创 建不久，专门人员缺乏，我又查阅了该研究所2000年后的一些资料。目前，那里有教学研究人员 39人。以获得博士的领域为指标，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14人，政治学5人，社会学5人，历史学2人，口语传播学3人，民间传说，英语，国际关系，修辞学，美国研究，语言学，和教育学（课 程设置与指导）各1人。 　　我曾向国内一所学校建议做间美国式的研究中心，但被告知“不具操作性”，因为“无法和 体制纵向接轨”。通俗些说，是无法上挂教育部的学科分类，因此无法带学生，给学位，无法申 请这个或那个。那末，我们的中心是干什么的呢？大概和系科的研究路数差不多，对于学科合作 并没有多大帮助。非如此不能成为接受国家教育资源投入的“盘子”。另有一些挂在学院名下的 虚拟研究所则主要是为了给参与者的名片上多加了一个头衔，便于自我营销。搞多了，接到这类 名片的人也都心知肚明，连忽悠的作用也丧失了，只能算是一类自娱自乐。 　　此外，做研究需要钱，偏于实证的传播研究更是如此。而我国目前基金发放的评价体制也不 甚利于跨学科合作。评价体制建立在学科划分基础上，评判由单一学科的专家完成。评价者的知 识背景便不利于跨学科项目获得支持。而且，基金大都有预先定下的题目，重要依据是传统学科 划分。于是，跨学科项目胜出更有了难度。期待这种制度很快发生变化是不现实的。但值得提到 的是，或是为贯彻中央鼓励创新自主知识产权的政策，上海最近推出了一类新的研究基金。该基 金没有学科划定，只分文理；不设题目，唯求创新。对于鼓励跨学科合作来说，这该是一类有益 的尝试。 　　目前来看，跨学科合作还主要得依赖于研究者的兴趣，同好间的合作。过去两年我参与了几 项跨学科研究，因此有些体会。这些研究的结果发在三篇报告中。一篇是和有经济学训练李新立 一起做的，讲广告媒体的产业结构问题，发在《新闻大学》。另一篇是和法学教授应飞虎合作， 由他主导，讲广告法的问题，发在《现代法学》。第三篇的合作者是心理学家秦裕林，用实验心 理学的方法讨论跨文化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