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渝富“炼金术”.docVIP

重庆渝富的“炼金术” 　　【重庆现状】 　　打造金融中心，金融业务（产品和服务）是基础。对照金融中心的要求，重庆的金融产品缺位：未能根据重庆这种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现实特点，对症下药地推出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把众多精力放在了垄断行列、优势产业等大客户身上，忽略了中低端客户的产品需求；金融服务缺力：商业性金融过度逐利，减少了在库区这类投资预期偏低地方的业务拓展和网点设置，导致二级市场偏弱，致使这些地区出现金融服务缺位。 　　 　　一座城市的金融生态因一个公司而改变。 　　2003年，重庆上千家国企深陷数百亿元银行债务无法自拔，重庆银行（原重庆商业银行）被银监会黄牌警告面临出局，西南证券因巨额亏损濒临崩盘……重庆要发展，再造金融生态已刻不容缓。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应运而生，让一切开始峰回路转。 ??　 　　■ 创平台，打折减债卸包袱 　　 　　2000年8月25日，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成立。这个集团并不是一艘新型“战舰”，而是众多亏损企业集合而成的一艘“大破船”――资产负债率高达127%。 　　成立当年，重庆机电亏损3亿元，职工生活窘困，群体性事件时常发生。 　　“尽管集团千方百计减员增效，绞尽脑汁招商引资，但在几十亿元债务的压迫下，呼吸越来越艰难。”重庆机电常务副总裁余刚说。 　　重庆机电的四面楚歌，正是重庆这座老工业城市国企经营的写照。 　　上世纪90年代末，重庆国企通过债转股改革转走300多亿元包袱，但仍残留270亿元债务。这些债务都是死资产，没有任何效益，且每年还会产生20多亿元利息，连锁债务就像一个无底洞，国企即便产品旺销也扭亏无望。 　　重庆贷款余额1600亿元，其中不良贷款就有500多亿元。 　　面对日益恶化的金融生态，银行开始紧缩放贷。没有银行资金的支持，重庆基建的日新月异、企业的蒸蒸日上，都成了无水之鱼。 　　“长此以往，国企改革越来越难，银行坏账越来越多，银行和企业会两败俱伤。”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 　　要破解这个“双输”的恶性循环，必须寻找另一个出口。 　　恰在此时，国有银行的重组正山雨欲来――国有银行大量的不良贷款将以国家埋单的形式被剥离，剥离出的不良资产将被拍卖到资产管理公司。 　　“与其这样，不如由政府买下这些债务包，再按商业化程序进行处理，这不仅可解决国企的负债难题，还可以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建立国有资产资本运作平台，过滤国企不良债务。 　　2004年3月，肩负重任的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降生――这是国内第一家地方性资产管理公司。 　　渝富一诞生，就开创了金融业务上的一种崭新模式――打包减债。 　　“先由政府指令国企将银行债务分类打包，然后由渝富与银行谈判，以20%―30%的折扣，从银行手中买下这些债务包。”渝富董事长何智亚说，国企再以相同的价格，买回这些清洗干净后的净资产。 　　在这个流程中，渝富起了一个债务清洗的平台作用，国企的债务经渝富清洗之后，出来就变成了无债务资产，而这些无债务资产又回到了原企业。 　　重庆机电就在这次打包减债中涅新生――渝富以5.57亿元买回该集团的银行债务25亿元，重庆机电又以相同价格从渝富回购，一来一往，其债务就减少了19.43亿元，轻装上阵后的重庆机电，当年就扭亏为盈。 　　随后，渝富依葫芦画瓢，帮轻纺、化医等上千家国企减债230亿元，让它们从债务泥潭中重获新生。 　　打包减债，不仅让重庆的不良贷款率从36%降至8%，还破解了老工业城市国企改革的难题。 　　 　　■ 做杠杆，托底周转解死结 　　 　　自2004年开始，按发展规划，主城区大批企业必须进行环保搬迁或“退二进三”。 　　搬迁两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之难。 　　“在主城区扎根的这些老企业，陈旧得像百年老宅一样，设备一旦拆卸就等于报废。”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说，“而另一方面，一旦新厂在建，就必须采用新技术，采用新技术就意味着要淘汰无法胜任的员工，人员安置就成了大难题。” 　　搬迁资金对这些老态龙钟的企业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2003年前，囿于上述搬迁困局，“退二进三”的企业搬一家死一家。“不搬等死，搬了找死。”企业都把搬迁名单称为“死亡通知书”。 　　如何破解困局？渝富再次挺身而出，开创了金融业务上的又一种崭新模式――托底周转。 　　“这些搬迁企业所处的位置，大多是主城区黄金地块，地价很高，而搬迁的目的地则相对偏远，地价很低。”何智亚说，“土地一置换，便可换取大笔资金作为搬迁费。” 　　于是好戏上演：渝富先筹措一笔钱，按市价收购搬迁企业的现用土地，企业利用这笔钱，安置职工、建设新厂、完成搬迁后，渝富再拍卖这片土地，收回先前支付的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