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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中的和谐思维特征 　　摘要：邓小平和谐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其思维体系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和谐思维方式具有时代性、创造性、人本性等特征。 　　关键词：邓小平；和谐思维；时代性；人本性；创造性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4-0020-02 　　 　　和谐思维，是指从和谐的视域出发，以和谐为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揭示和谐性、平衡性、协调性、有序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并以追求事物和谐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思维方式。诚然，邓小平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思维方式，但是在他的理论中却蕴涵着丰富的和谐思维。因此，探讨他的和谐思维特征，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时代性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只能站在???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什么程度。”[1] 毛泽东在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矛盾问题时，毋庸置疑，是坚持斗争性思维为主。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就发生了转变。可以说，由斗争性思维向和谐性思维的转变是时代的要求。邓小平的和谐思维就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产物，其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以经济建设代替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发展面临的最大压力是经济落后，经济基础脆弱，能源资金相对匮乏。邓小平深知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肯定不会建设成一个和谐的社会，更不可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口号，并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2](P264~265)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就是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要统筹兼顾，相互配合，但只能有一个中心，这就是经济建设。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他认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3](P250) 　　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邓小平坚持阶段性与长期性的统一，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所谓“三步走”战略是指：“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2]（P226）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从小康到现代化，可以看出，“三步走”发展战略既立足中国的实际，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远大的发展目标，这就避免了那种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的错误；既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又有利于生产发展，生态良好，从而避免了因追求经济过度增长而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 　　 　　二、创造性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如果按照这种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就不可能和平地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是谈判方式，二是武力方式。为了用谈判方式完成祖国统一，保证国家的建设始终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邓小平在继承我国传统和谐理念和第一代领导集体和平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得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创举。 　　“一国两制”这一科学论断，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实践奠定了政策基础，提供了最佳模式。“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2](P58)但是“‘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2](P219)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接收了不同的制度文明，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转折时期，从实际出发，考虑双方的利益和情感因素而做出的科学决策。因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2](P59)而用和平方式解决，则会使各方都接受，实现“共赢”。对此，邓小平科学地指出，针对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