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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台湾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视野 　　【摘 要】本文回顾了1990至2001年间台湾学界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的研究后发现，与大陆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台湾学界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呼吁回归大学教育所应承载的人文精神；二在重要性上将传播学教育提升到与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水平紧密相联的高度；三理论视野开阔，大量借鉴教育学、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积累。本文拟总结、再现这些独特的视野，提取其观点和思维模式，以资大陆学界参考。 　　【关键词】台湾；新闻传播学教育；通识教育；学科建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陈静（1980-），女，汉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上世纪的最后十年，对于大陆和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界而言，无疑都是个充满速度和激情的时期。首先，大陆新闻传播教育界在这十年??亲历了两次本学科地位的提升，目击教育规模的急速扩张：新闻学类专业点从1994年的66个增加到1999年的124个(陈昌凤,2006,p105)；同是这十年里，台湾陆续成立了多达49所新闻传播相关系所，占现今总数近七成(翁秀琪,2001,p41)。 　　在学科发展的快车道上，双方各自都在不懈地总结、反思和展望自身的状况，探讨辩论，热闹非凡。至今，大陆学界在这个主题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话语生产。而当台湾学者翁秀琪2001年写下总结性文字《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之后，台湾学界内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相关讨论进入了相对的寂静期。其因为何？笔者以为，台湾之寂静乃源于其优秀完备的学术研究有效地应对了现实的挑战，并通过知识群体内良性的学术积累得以延续和发展。大陆和台湾除在同一时期经历学科教育高速发展之外，还有诸多共性，如：同属华语社会；高等教育模式与美国相仿；“嫁接”而来的传播学受到美国实证主义的巨大影响等。故尔，本文拟引介1990-2001年间台湾学界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的研究，总结其独特的视野，提取其观点和思维模式，以资大陆学界参考。 　　本文所依据的台湾地区的研究文献均来自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创办的季刊《新闻学研究》[2]。该刊首发于1965年5月，是台湾地区第一本新闻传播类学术刊物，也是第一本入选TSSCI（Taiwan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新闻传播期刊（截止2006年仅有两份新闻传播类刊物入围）。从1991年至2001年间，该刊共出版了四次传播教育专刊――第53辑的《“新”传播教育》（1996）、第58辑的《纸上座谈会：从SCA易名谈起》、第65辑的《“传播教育”的省思》（2000）和第68辑《两岸三地的新闻与新闻教育》（2001），总共约20篇文章。 　　与大陆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台湾学界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呼吁回归大学教育所应承载的人文精神；二在重要性上将传播学教育提升到与学科建制和学术研究水平紧密相联的高度；三理论视野开阔，大量借鉴教育学、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积累。以下试分述之。 　　 　　回归大学教育的人文精神 　　 　　一、通识教育的内涵。新闻传播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部份，对其目的和内涵的界定必然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对高等教育性质界定的坐标体系之中。因此，我们不得不回溯到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起点：何为大学教育？它的目的何在？大学作为一种近代意义上的教育组织形式发源于西方，纵观其在西方九百年的发展历史，以及于清末引入中国后的演变，主要有两种办学思想之争，即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今多译为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specializededucation）之争。前者主张“高等教育旨在给学生一种广博的教育，不专为某种职业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做准备”(李曼丽,1999, P3)；后者则主张以培养专门化技能的人才为目标。我国清末引进高等教育之时以及在解放前的民国时期，都以前者为办学宗旨。建国后，因经济建设的需要，经过50年代的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我国的高等教育全面转向以专业教育为主。当以忽视基础为代价的过分专业化显露其弊病之后，1978年至1988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专业调整，“拓宽专业口径”，转向更加关注人才的总体素质和社会适应性。90年代以来屡被提及的“通识教育”体现了深化这一转向的需求。 　　大学“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的理念成形于20世纪初的美国，是柏拉图以降“自由教育”思想在现代的延续。简而述之，它是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的教育，“目的在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的公民”。“通识教育” 这一源于西方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了对个人、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价值认定：其一，个人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