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消逝记忆符号.docVIP

转型期消逝的记忆符号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听说了“市场经济”这个词，第一次被鼓励去追逐财富，而且获得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具体目标。社会价值观念和社会机遇的变迁，强烈冲击着人们的固有思维。 　　30年，弹指一挥间。这中间有太多的符号，逐渐从我们的记忆中隐褪，有太多新事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又消失，但归结起来，这30年间，中国社会这个陀螺，始终围绕着经济的圆心高速旋转，并实现了质的飞跃。互联网、WTO、柳传志、移动通讯、超女快男……成为这个时代的符号，但是，还有更多的符号也在这30年间逐渐变为历史，并且已成为人们记忆中的财富，渐渐变成了温馨的记忆片断。 　　 　　时尚的收录机 　　 　　1978年到1981年的这3年间，是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发生转变的最初阶段，上海人的家庭生活场景也在逐渐发生变化。9寸、12寸黑白电视还没有大规模走进百姓家庭，因为当时买电视机不仅需要钞票，还必须具备另一种流通票证――电视机供货券。比电视机更早进入普通家庭的时髦电器，就是后来被人戏称为“饭盒子”的单喇叭录音机。 　　1981年在某些人的记忆中有一种特别的内容，因为在那一年的中国大地上，突然出现了两样最为时髦的景象：一是邓丽君缠绵、柔软的歌声，那种愁绪满腔、闻所未闻的悠扬旋律，几乎是在一夜间响彻了中国城乡的每个角落；二是当哪家的窗台上摆放下一台双喇叭收录机，简直就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那一年11月，上海某兄弟二人凑钱想去买一台收录机。弟弟待业在家，白天骑上一辆破自行车全上海转，终于在当时的第十百货商店(即“文革”前的永安公司、现在的永安百货)探听到信息，说是第二天那里的五金交电柜台将出售飞跃牌的单喇叭卡式收录两用机，售价在180～200元之间(不需票证)。这个价钱哪怕是在今天都不算便宜，遂回家跟哥哥商量，兄弟俩凑了190元，弟弟第二天一大早骑上破车，7点多钟赶来商店门口排队，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买那台令人神往的收录机。快要轮到他时才发现，买一台那样的收录两用机需要200元，而此刻已经快轮到自己了，情急之下，他跟身旁的一位顾客借了10块钱，终于买到了收录机。然后，他把收录机押在那借钱人手里。让他在柜台边上稍等片刻，自己跑到隔壁弄堂，给正在工厂上班的哥哥打电话，叫哥哥快送10块钱来，也好赎回自己刚买到的收录机。但等他回到柜台边才发现，那个借给他10元钱的人，早已经溜之大吉了――人家花10块就买到一台价值200元的收录机，就跟白捡一样，还能不溜嘛!发现被人骗了，弟弟在商场大厅里当场大哭起来，疯了似地全商场楼上楼下找那个借钱人……等哥哥送钱来，发现弟弟被人骗了，安慰了好一会儿，才让抽泣不止的弟弟情绪安定下来。 　　就像有了一块巨大的心理阴影，这个被人骗去一台收录机的弟弟，从此以后，即使再紧俏的商品，宁愿得不到，他也决不会去排队购买。这件事情在他心灵上造成的影响，恐怕不仅仅是一台普通收录机那么简单。当时，许多上海人家渴求一台随时能够发出优美动听乐声的收录机，追求的不仅仅是时尚，而是被封闭数十年之后，所有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高度结合的具体表征。一台单喇叭收录机，以及它给中国人的生活所带来的冲击、影响和震撼，绝不是那么简单的!当时的社会购买能力有限，但依然阻挡不住城市百姓勒紧腰带，以极快速度接受更多的新生事物。 　　 　　票证，第二种货币 　　 　　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每家每户都有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票证是第二种货币，其实一点都不为过。一市斤上海粮票可以卖到0.18到0.20元，一市斤全国粮票至少能卖到0.50元；每家每户一个月能分到3份香烟票(以旬为单位，每旬一份)，每旬烟票大致可以买到的香烟是：5盒飞马、3盒大前门、1盒牡丹。一句烟票，如果到地下贸易市场去换，至少能换到12只鸡蛋或者3条半斤以上重量的野生河鲫鱼……至于自行车票、手表票、555牌台钟票，那就更能直接换来人民币，自行车票从60元到80元不等，手表票最高峰时卖到了90至100元…… 　　粮票、油票、鱼票、自行车票、手表票、豆制品票、香烟票，甚至火柴票……据统计，从“文革”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老百姓每个月从街道办事处领来的各种票证，最多时达到40余种，范围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头线脑，无所不“票”。票证恐怕是人们对于过往时代的回忆里，最普遍、最深刻的记忆了。而在众多票证中，又以粮票与人们的生活最为息息相关。 　　那时，隔壁邻居家有谁在装卸公司当搬运工的话，那可实在是件让人眼馋的美差，老婆孩子，人前人后，也可以不无骄傲地向人炫耀“我家谁谁谁是做装卸工的!”弦外之音就是：我家不会有人饿肚子!因为那时一个装卸工每月粮食定量可以高达55斤；而一般知识分子定量只有29.5斤。粮票有着仅次于人民币的地位，印刷精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