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新方法引入.docVIP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新方法的引入 　　社会需要更加厚重而深刻的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这样的叙事不仅仅初显于新闻报道，更多的应该在于民族志方法对社会事实的呈现。科学性的讨论对于民族志叙事而后进入人们的话语系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在哈贝马斯先生所讨论的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中，共同思想的产生与达成与共同议题的引导是密不可分的。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 　　民族志概念及方法引入 　　民族志的英文为Ethnography，其中ethno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graphy是“绘图”、“画像”的意思，所以，Ethnography的意涵便是“人类画像”，是同一族群当中人们“方向或生活”的画像。民族志（Ethnography）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工作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 。Ethnography原为社会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资料，纪录，评价，并以社会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刘仲冬，2001)。在质化研究中，民族志研究成为社会研究的一种普遍的途径，它被许多学科及应用领域采用，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地理学，组织研究，教育研究与文化研究等。民族志研究普遍上又被称为“人种志研究”或“俗民志研究”。 　　民族志内容主要为相关人的访问内容、档案记录，从此内容，可找出特定团体与组织之间的关联，并为关心大众以及专业的同行撰写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而民族志学家则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的焦点放在人类思想和行为中较可预测的型态上。民族志的产生通常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实际体验，如吉尔兹所说的，在人类学界，即社会人类学界从业的人所作的工作就是民族志。在结束实地参与回到自己的家园之后，人类学者以一定的叙述框架论说这种参与的体验与发现。其中包括确定报道人，访谈报道人，民族志记录，描述性问题，结构性总问题，对照性问题，文化主题分析，民族志写作等内容。 　　民族志方法科学性阐释 　　在科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志作为一种科学研究路径也有它自身的发展历程，依据科学性标准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民族志、现代民族志、反思民族志或实验民族志。 　　在传统民族志发展阶段，主要是以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为主，如中国的《山海经》、二十四史中的“蛮夷”部分、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世纪以后，出现了由探险者、旅游者、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观察所写成的民族志。这一阶段出现的人类学家们，如：摩尔根、巴斯蒂安、马雷特、弗雷泽等，研究者们谈论着各种人群的行为和仪式，他们却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他们引用别人的资料，可是并不知道这些资料是怎么得来的，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质疑和批判。传统民族志方法运用阶段，也正是世界格局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殖民扩张刚刚开始等一系列背景因素交织而成的结果，这时的科学性标准是以对异文化的基础描写而成的，也是一种宏观的“风物志”，而所具有的描写目的多是因为探险、旅游、殖民扩张、传教等。 　　人类学的原本主旨是对“他文化”的探索。在20世纪之前，来自西方社会的人类学者广泛收集非西方文化的资料，试图理解人类的本性与人性的起源及进化过程。传统民族志所用的材料是来自殖民官、旅行者和传教士的记录，这些记录带有很重的殖民主义价值倾向。现代民族志的研究目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时已经是以科学为原则，强调人类学家的参与观察，材料的获取必须是科学的、客观的。 　　20世纪初，欧洲社会民族矛盾积累到不可和平解决的程度，爆发了世界大战。处在这种情景下的人类学者体验到“本文化”的内在困境，社会学家必须致力于理解宗教行为对于其他领域，诸如：伦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艺术等领域活动的影响，并且明白确认出各个领域所秉持的各种异质性的价值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思曾说过：社会人类学是从发现中发展出来的。这一发现就是指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复合体，如果没有被放在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考察，任何一方也无法被理解。 　　现代民族志写作将自己的描述和分析规定在单一的社会和时空，它的优点在于使人类学研究注意到文化元素所处的社会场合和时空的重要性，以及人类学者能采用被研究者的观念分析他文化。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的人类学家，除去摩尔根亲自调查过易洛魁族之外，著名的人类学家们从未离开过书斋，他们都以传教士，殖民地官员和商人提供的资料为依据，或进行比较研究，或构筑宏大的理论体系。20世纪之后，马林诺夫斯基的老师塞利格曼曾到新几内亚和锡兰调查，里弗斯则实地调查托达族的情况并据此写了详细报告。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远洋航海者》和布朗的《安达曼岛民》都出版于1921年，学说史将这一年看做“功能主义人类学”或者“近代人类学”诞生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