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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纪录片45年大鸟瞰　　纪录片被誉为人类的“生存之镜”。在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上，纪录片动态影像和声色并茂的优势是文字、绘画和照相术等传统手段所难以比拟的，正因为如此，“真实”成为纪录片经典定义中不可或缺的词汇。但纪录片真的像镜子一样“真实”的反映了现实吗？不尽然。纪录片摄像时的开机时间、镜别和角度的选择，后期制作时的剪辑加工等工作，无不渗透了制作者个人的创作理念和表达欲念，所以，纪录片只是“创造性地处理现实”（格里尔逊语），只是“抓住现实地片断，将其有意义地结合起来”（维尔托夫语），它不是复制现实的一面镜子，而是面向现实的一条渐近线。　　由于纪录片与现实的这种密切关系，它一度被赋予了“纪录时代进程”的宏大使命。在电影纪录片时代，几乎每个可预测的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摄影机的在场见证，同时也催生了像“飞翔的荷兰人”伊文思这样的时代重大事件纪录片导演。电视摄制技术出现以后，其简易和接受面的宽广的优势尽显无疑，它进一步把纪录片的内容做了横向的扩展和纵向的延深，业内人士认为，“电视业即使在最初几年对纪录片所作的贡献，就超过电影业60年的总和”。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起步于1958年，在45年的发展历程中，它形成了自己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完整的风格群体，新闻纪录、文化反思、平民纪事、生存关照、人物立传等各种题材内容的纪录片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践。“一个时代的社会精神取决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这一点没有比在艺术与文学的历史表现中表现得更明显的了”（普列汉诺夫），对中国纪录片来说，从制作初期颂扬式的新闻纪录，到1980年代深沉的民族文化反思，再到1990年代的平民化的百姓故事讲述，不同年代的政治环境和主导文化倾向对其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依托电视台的资源，许多有着深重人文情怀的纪录片编导拍出了个性色彩浓厚的“作者作品”，其中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较高的还在世界上获得诸多奖项，为中国电视纪录片争得了荣誉。　　新闻纪录　　1958年6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播放了中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英雄的信阳人民》，主要内容是河南信阳人民抗灾夺丰收的感人事迹（另一说，中国第一部电视纪录片是创作于1958年10月1日、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的20分钟无声电视作品）。这部制作粗糙作品的深层意义在于，它宣布了中国电视纪录片近20年新闻纪录时代的来临，同时，其对“人民”生活状况的关注也具有了时代性的象征意味（在后来的1980年代，这个“人民”被置换为“民族”，在1990年代又进一步被置换为“百姓”）。　　新闻纪录时代纪录片的主要特征是：以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为报道的主要内容，以颂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宣传主要基调。列宁曾说，“新闻影片不单是报道新闻，不单是纪录式地客观主义地反映事件，而是政治性强烈的‘形象化的政论’。”受这种纪录片政论化政策的指引，当时的《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欢乐的新疆》、《三口大锅闹革命》、《大庆在阔步前进》等多数电视纪录片都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教化色彩。这一方面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很多极为宝贵的历史影像资料，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宣传意味过分浓重、题材面狭隘、表现形式单一等缺点。在文革时期，甚至连镜头如何用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在拍摄领袖形象（包括领袖挂像）时，只能由远推近，不能由近拉远，理由是“领袖不能离人民越来越远”。　　改革开放以后，新闻纪录片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但新闻纪录片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宣传载体的功能依然在延续。在中国影视界，题材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文献价值，象党和国家的重大节日、政治重大事件、领袖纪念日等都属于所谓的重大题材，国家宣传主管部门为这类纪录片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甚至使胶片拍摄成为可能。近年拍摄的《飞越太平洋》（江泽民访美纪实）、《挥师三江》（98年抗洪）、《大江截流》（三峡大江截流工程）等电影纪录片和《邓小平》、《香港沧桑》、《澳门岁月》等电视纪录片都是较为成功的重大题材作品。这部分纪录片产量很大，覆盖社会各个领域，文献价值极高；但由于对纪录片自身美学规律重视不足，使得它们中的很多作品呈现出“技术精细、艺术粗糙”的面貌。　　军事题材也是电视新闻纪录片的重要表现内容，《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华之门》、《中华之剑》、《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以《中华之门》为例，这部8集电视纪录片反映的是国门卫士与偷渡、贩毒分子进行的生死较量，在表现方式上运用长镜头跟踪拍摄，将缉毒抓人的过程实景式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自始至终保持着强烈的观看兴趣。此片并没有类似的作品那样，通过热情激昂的画外音来渲染缉毒战士是如何的崇高伟大，而在全片平实的叙述中，让人感受到国门卫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爱国热忱，在此类纪录片中可谓是一大突破。邓小平曾两次称赞说：“这个节目好。”　　每个时代的统治集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