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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峻《论语译注》注释方法与注释原则 　　儒家经典经久不衰、永恒流淌的生命力,固然与其自身巨大的政治、思想、伦理、文化价值密切相关,无疑亦与其琳琅满目的注疏文本紧紧关联。正是一代代博学鸿儒皓首穷经、爬罗剔抉,不断超越“时代的差异”,对接远古前贤的经典原意,才使得儒家学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纵观两千多年的《论语》诠释,大多笼罩在经学视域,落实到改制图新和科举仕进,催生出章句体、训诂体、义疏体、集注体等文本形态。进入二十世纪,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末代皇帝被推翻了,漫长的封建统治结束了,文言的正统地位亦被白话所取代,《论语》的注疏目标、方法、语体等必须做出与时俱进的调适和改进。 　　面对一个新的时代,杨伯峻敏锐地发现时代的变化、制度的新生、语体的转变,传统学术无疑需要作出适应时代发展的嬗变和转型。从古籍整理及文化传承的高度,他以《论语译注》为切入口,实践着他的学术追求和文化理想,将“普及和提高”作为《论语译注》的著述目标,大胆探索,打破常规,构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新颖框架与图式。杨伯峻《论语译注·例言》第一条云“:在本书中,著者的企图是:帮助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正确地读懂《论语》,并给有志深入研究的人提供若干线索。同时,有许多读者想藉自学的方式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本书也能起一些阶梯作用。”杨伯峻《论语译注》之主体无疑是译文和注释,且主体中的注释部分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注释直接为翻译服务,决定着翻译的质量和水平。面对崭新的语体、语境,杨氏紧紧围绕普及与提高的著述目标,突破两千多年的注疏传统,积极探索适应建国后译注体文本形态的注释方法,形成了独特的注疏特点。 　　一 　　杨伯峻《论语译注》自觉改进传统注释方法。 　　经学文本不同于文学文本。二者在文本形态、文本内容、文本价值、诠释目的等方面不同的特点,决定其不同的诠释手段和诠释方法。两千多年的经学诠释实践,铸造了经学文本独具个性的诠释方法。杨氏之注释在基本沿用传统注释方法时并不墨守僵化,能够自觉结合时代特点予以超越和突破。 　　经内互证。杨氏对《论语》文本了然于心,注经时能够在经内左右逢源,信手拈来。如《为政篇》第10 章“视其所以,察其所由……”,注“所由”时云:“由,‘由此行的意思。《学而篇第一》的小大由之,《雍也篇第六》的行不由径,《泰伯篇第八》的民可使由之的由都如此解。所由是指所从由的道路,因此我用方式方法来译述。”又如《里仁篇》第 26 章“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注“数”时云:“密,屡屡。这里依上下文意译为烦琐。《颜渊篇第十二》说: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也正是这个道理。”再如《卫灵公篇》第 28 章“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注释“必察焉”时云“:《子路篇》有这样一段: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可以和这段话互相发明。” 　　经内互证,不但可以在理解经义时举一反三,互相发明,还可以为更直接透彻地理解经义提供支撑与佐证,增强说服力和可信性。 　　以经证经。杨氏在经内互证时,还大量运用以他经证本经的方法。如《为政篇》第 3 章“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格”时云“:这个字的意义本来很多,在这里有把它解为来的,也有解为至的,还有解为正的,更有写作恪,解为敬的。这些不同的讲解都未必符合孔子原意。《礼记·缁衣篇》: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这话可以看作孔子此言的最早注释,较为可信。”注释《为政篇》第 8 章“色难”时曰“:这句话有两说,一说是儿子侍奉父母时的容色。《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可以做这两个字的注脚。另一说是侍奉父母的容色,后汉的经学家包咸、马融都如此说。但是,若原意是如此的话,应该说为侍色为难,不该简单地说为色难,因之我不采取。”《里仁篇》第 25 章注释“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时曰“:《易·系辞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又《乾·文言》说: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都可以作为德不孤的解释。”以经证经,充分说明了儒家原典的相互关联,增强了经义的权威性。值得注意的是,杨氏之注释中除《子罕篇》第17 章注“不舍昼夜”之“舍”时,认为《孟子·离娄下》、《荀子·宥坐篇》、《春秋繁露·山川颂》之“阐发”,“很难说是孔子本意”外,其余凡以经证经时,盖尊奉经典,足见其尊经崇圣之倾向。 　　以史证经。杨氏注释中大量运用《春秋》、《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和《荀子》、《韩非子》、《老子》等诸子著作及历代《论语》注疏成果阐述经义。如注释《尧曰篇》第 1 章“谨权量,审法度”时曰“:权就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