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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一条路曲折起伏 　　 　　■改革20年，有引人遗憾与沉思的曲折和迷误，更有太多今天我们来不及完整梳理和总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那些在“三个有利于”标准和“非禁即可”指导下不断萌发的观念、思维、行动、勇气。一个正在不断加快发展的活力安顺、一个不断谋求更多改革空间的进取安顺、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共生繁荣的和谐安顺，是20年间一个英明决策不断深化、延展、转化凝成的结晶。 　　 　　30年中国，改革是最急流涌动的浪涛。在这个时代旋律下肩负探索商品经济发展规律使命的安顺改革试验区，同样流水回旋、飞瀑奔涌、浪花溅激。 　　安顺曾引领时代风骚。1978年3月的一个黄昏，在安顺地区关岭自治县顶云公社一间简陋的房屋里，几位农民悄悄聚在一起。在秘密谋定后，这些农民在一份土地承包契约上按下“红手印”，他们为了填饱肚皮，冒着“受批判”、“坐班房”的风险，采用“赌咒发誓”、“打手模印”的方式，向人民公社的旧体制冒死抗争，从而大胆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发展道路。“南顶云”从此与“北凤阳”一道，掀开中国农村改革的沉重幕角。同时，顶云农民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火种，悄然播撒在安顺大地。 　　回到20年前的那些历史瞬间，我们可以探知在相对落后封闭的贵州，在缺乏借鉴样本和政策、资金、人才的情况下，改革的艰辛以及探索者的勇气。 　　1988年3月25日安顺市委的一份工作简报，对1988年2月29日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听取安顺市汇报集体工业情况时的讲话作了录音整理。在提到安顺市搞试验的时候，安顺市负责人作出插话：“现在有问题不明确，搞试验区就是这样认可呢？还是省里到这里搞呢？现在我们等着。”对此，当时省领导的回答是“不要派人，你们拿方案。省里面点个头，你们就可以放开干。”“既然搞试验步子再大一点也没关系。即使在搞的过程中有毛病，咱们再来改进。” 　　决策者大刀阔斧，一开始就把改革的自主权交在地方。当然，可以看到，当时的安顺市并未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不可能有成熟的改革主张，路，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探，甚至碰壁、失败。 　　在安顺采访期间，接待方拿出几瓶尘垢蒙布的安酒陈酿。开瓶后话题不由扯到安酒，回想起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安酒极盛时的情景，安顺人有种沉沉的遗憾。安酒的兴衰不仅给安顺，给贵州乃至全国工业经济发展也留下了长长的沉思。 　　据1996年8月间《贵州日报》刊出的《安酒兴衰警示录》介绍，1988年3月，也就是安顺改革试验区诞生的前夜，全国白酒行业首家企业集团――安酒（集团）总公司应运而生。到高峰期，通过兼并、承包、投资参股、单项协议等各种横向经济联合手段，安酒集团各层次成员突破70家，遍布大江南北。短短几年，一个拥有2.6万吨生产规模，科研、原材料供应、生产、销售一条龙的庞大企业群便脱颖于黔中大地。 　　巨大的利润和荣誉涌向“安酒”，不管安酒人愿不愿意，危机和挑战也阴险地紧随其后。风险意识的淡漠，管理上的松弛无序，对市场信息的麻木和忽视，对挑战的判断不明和仓促应对，再加上新的市场条件下政府意识、行为的“换位”滞后，缺乏现代化企业运行机制支撑的安酒好景不长、昙花一现。 　　如今，安酒正在艰难地重新起步，虽然面临的市场挤压和对自身积累的要求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安酒的未来只能在反思与借鉴中渐进。 　　“云雀”的坠落，是安顺另一个引人沉思的事件。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宣告贵州“汽车梦”的由高炽到日趋冷落邈远。 　　在汽车界群雄逐鹿的上世纪90年代，贵州汽车工业依旧有它独具的优势。在轿车工业项目上“挤”进了国家轿车生产“三大三小两微”的定点盘子。尤其是落户安顺的贵航集团“云雀”微型轿车生产项目就在汽车产业政策方面享有与一汽奥迪、上海桑塔纳、广州标致、天津夏利、北京切诺基、湖北富康、重庆奥托平起平坐的“待遇”。 　　可惜，在建成现代化的标准厂房和大量投资引进生产线后，安顺“云雀”却张不开沉重的翅膀。在财力有限，又需要大投入的情况下，“集中力量、整合资源、聚指成拳”停留于观念层面，而军工企业在市场融入与转型中的种种体制桎梏，让一个大好的市场机遇变成水中花月。 　　今天，安顺“航空城”的产业布局规划和实践运行，是在昨天的基础上军工与民用结合的继续，我们在为“山鹰”创造更广阔空间的同时，勿忘飞不起的“云雀”！ 　　各种经济形态中，民间的改革探索同样成为改革试验潮流涌动的强大推动力量。在“顶云经验”的“肚皮哲学”之后，解决了温饱的农民在谋致富、求发展的道路上展示了新的力量。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幺铺镇的发展，与牛有着不解之缘。幺铺镇的许多农民，长期以来依靠经营肉牛屠宰生意，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西南地区最大的肉牛屠宰集散地。1994年8月间《人民日报》一篇叫《百把牛刀惠半省》的文章，讲述了这里的产业兴盛。 　　1995年，根据国家畜产品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