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时期两个重要问题认识.docVIP

对五四时期两个重要问题认识 　　这里我想对大家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讲一点意见。 　　 　　一、关于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及其历史演进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口号。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所以，“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们决心发动一场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从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开始的。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民主和科学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自然科学，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种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在他的心目中成了社会科学的代表。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目标。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但是，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对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五四以后，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已经开始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向，逐渐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有没有抛弃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呢?没有!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时期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涵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陈独秀在开始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时，即意识到民主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即阶级内容的。他指出：“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而“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李大钊也指出，“今之德谟克拉西有两种，一为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一为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而工人政治，“亦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这样，他们就把少数人的民主和多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无产阶级的民主区分了开来。显然，提倡多数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不是对民主的否定，而是把民主提到了更高级的层次、扩展到了更广泛的范围，从而把民主的旗帜真正地高扬了。 　　至于科学，除自然科学外，他们认为，就社会科学而言，不再是指那些采取了某些自然科学方法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而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了。李大钊说，“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而“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的绝大贡献，与对于史学上的贡献一样伟大”。陈独秀也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显然，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研究社会，这不是对科学的否定，而是真正使科学方法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界研究的领域，而且扩展到对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中去了。这不是科学精神的进一步高扬又是什么呢? 　　民主与科学内涵的这种历史演进，说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时期已经开始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局限，实现了一次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发生了一种认识上的飞跃。这个情况也说明，那种把五四精神归结为自由主义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自由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等，也参加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但是在五四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