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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行动主义理论视野中中国行动主义影像研究 　　【摘要】本文引入媒介行动主义理论关注中国的行动主义影像实践，认为中国行动主义影像的勃兴既是中国新民权运动和公民社会发育的媒介表征，同时也与全球影像行动主义息息相关。中国行动主义影像在影像维权与社会纪录片两个路径上引领着中国纪录影像发展的新方向，并作为全球影像行动主义的一部分，使中国纪录影像的发展具有了新的国际维度和社会价值。 　　【关键词】媒介行动主义 影像行动主义 行动主义影像 　　【中图分类号】G21；J90 【文献标识码】A 　　 　　2007年在中国纪录影像发展史上显得不同寻常。从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到震惊全国的太湖水污染，再到沸沸扬扬的厦门PX化工厂风波，在主流媒体之外，民间的纪录片生产、来自视频“拍客”、“播客”的自发采访和现场报道，以及网民上载的长短不等的真实现场记录，或者为主流媒介设置议程，或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主流报道的补充，用他们的独特视角和另类叙事在反映公众舆论的同时推动了上述事件在法治理性框架内的解决。2007年另一耐人寻味的事件，则是华人导演杨紫烨与国内同仁合作的《颍州的孩子》问鼎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这部在安徽阜阳拍摄的关于艾滋病人的39分的纪录片居然斩获金人，让许多人大感“意外”和“不解”……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民间影像的必威体育精装版走向迫切需要新的理论维度来进行梳理。本文试图从全球方兴未艾的媒介行动主义视角，揭开当下中国暗流涌动的行动主义影像的冰山一角，并对中国行动主义影像的基本类型、发展走向及社会意义进行解读。 　　 　　一、媒介行动主义与影像行动主义 　　 　　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媒介行动主义（Media activism）是利用媒介和传播技术来从事社会运动，或者是一种试图改变有关媒介和传播政策的社会运动形式。[1]媒介行动主义是在全球公民社会崛起中的“新社会运动”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关注焦点是媒介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媒介行动主义认为，在一个媒介全面渗透的社会，媒介是变革社会的一种力量。行动主义者通过拥有媒介，增加公民的媒介素养，将媒介作为维护自己权益的??具和社会倡导工具，从而为社会变革提供一个支持系统。美国学者Julia Coffman（2003）根据终极目标的不同，将社会行动主义的传播类型进行区分：一类是促进个人行为改变，另一类是促进政策的改变。前者旨在减少导致社会问题的个人行为（如吸烟、吸毒、酗酒、家庭暴力等），促进有益个人和社会福祉的行为；后者旨在动员公众和决策者对政策的支持或者改变。而实际上，更多的行动则是在个人行为和政策变革的两个端点之间（见下图）。[2]在具体的行动方式上，媒介行动主义也作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草根层面上的个人行动；另一个组织层面的公民集体倡导，通过直接与政策、法律、决策部门打交道，来直接影响政府行为。 　　 　　影像行动主义（Video activism）则是媒介行动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影像行动主义把影像生产作为社会行动或社会运动的主要方式，把纪录影像的拍摄与公民社会逐渐高涨的社会行动相结合，把纪录片作为促进社会公正和社会改良的工具。“在影像行动主义者的手中，一台摄像机可以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行动工具，编辑设备是拟定政治议程的基础，放映机则是唤醒社会意识的工具”。[3]影像行动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推动社会公正和社会改良的运动形式，虽然在目的、方法和结果上各不相同，但共同之处在于不只是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而且还通过公民行动来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他们把影像技术的培训、节目的拍摄、发行、播映作为意识觉醒、能力建设、民众赋权、志愿者招募、资金筹措的一种手段，通过影像制作的过程来增强组织能力，扩大支持范围并催化社会良性变革。 　　 　　二、影像行动主义的理论支点和行动方式 　　 　　媒介行动主义与西方60年代兴起的反战、民权、环保等新社会运动密切相关。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又叫认同感政治，其中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其核心。Smelser的“加值理论”（value-addedmodel）和Tilly的“动员模型”都把有效的社会动员能力作为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发生的前提。参与者通过媒介倡导的方式在运动中形成集体认同感，廓清和确立关于运动的共享价值观念以及共同目标。但是在媒介行动主义者眼中，大众媒介被权力精英所把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主流媒体不过是复制一些官方意见，对社会运动则往往会视而不见、轻描淡写，甚至歪曲报道（Ramona R.Rush，2003；p.省略专门向公众培训有关的拍摄技术要领和斗争策略。在各种新社会运动中，行动主义者手中的摄像机使警察使用暴力时有所忌惮，从而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并成为社会纪录片制作的重要素材来源。2003年著名的反战纪录片《我们打断了这个帝国》（We 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