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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限度与塑造 　　[摘要]和谐社会理论存在需要克服的概念限度、理论限度和实践限度。从现实和理论层面都可以考证出和谐社会的支点是政治建设。政治建设的成就体现在国家权力性质的进步状态。国家权力公共性实现的程度规定了社会和谐所能达到的高度。塑造和谐社会的路径是限制国家的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 　　[关键词]和谐社会　限度　政治建设　国家权力　公民权利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领域、学术领域乃至民间社会的热点话题。作为一种普及程度很高的话语范式，和谐社会理念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理论背景。社会根源就在于经过30多年开放改革，中国累积了大量必须正视和应对的各种社会变化。理论背景就在于和谐社会理念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和包容力，可以搭建一个中性、各个社会阶层都能沟通的理论平台。从情感上说，我们希望和谐社会理论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解决社会问题的强大理论源泉。然而。和谐社会理论存在需要克服的内在限度，这种限度制约了其实践价值。 　　 　　一、和谐社会的限度 　　 　　1、概念限度。所谓概念限度是指，“和谐社会”作为一种新鲜社会科学术语。其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就目前而言，国内对“和谐社会”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理解角度。第一，狭义角度。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从五个方面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行了阐释。它们分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外交)。显然，这里理解的“和谐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并立的维度。第二、中义角度。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此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内容纳入“和谐社会”中。这种理解的“和谐社会”涵括了政治和社会两个领域，但没有包括经济领域。第三、广义角度。广义的“和谐社会”则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认为和谐社会包括经济和谐、政治和谐、文化和谐。综上所述，和谐社会理论在概念上需要加以进一步界定和澄清。 　　2、理论限度。所谓理论限度是指，和谐社会理论在理论溯源和价值定位上存在某种程度的先天不足。理论界和学术界习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挖掘、整理、诠释“和谐社会”或“社会和谐”的思想资源。这是因为，追求和谐的生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梦想。西方的思想家和中国的先哲们，都曾有类似的夙愿和理性论证俄。但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或前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社会和谐或和谐社会的愿望、观念和理想。却不可能有现实的社会和谐状态。在生产力现代化之前和生产关系私有制基础上的任何社会形态。不可能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言：“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为此，构建和谐社会不能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或西方思想，只能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 　　同和谐社会的理论溯源问题相联系，把社会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定位，会导致某些理论层面需要梳理和化解的价值问题。一方面，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迄今最高的社会形态在价值取向上的特殊性和先进性。因为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理想。也是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共同的追求目标。另一方面，和谐社会作为一种价值定位，由于缺乏明确清晰的指向内容而显得空洞抽象，不像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具有广泛认同的核心内容。这样，容易被人授之于和谐社会理论就是掩盖社会矛盾，粉饰现实政治状况一种意识形态策略的口实。 　　3、实践限度。所谓实践限度是指，和谐社会在实践层面往往沦为社会建设或者滞留在治理方式的范畴。首先，构建和谐社会在实践操作中容易被理解为单一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认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社会建设是主题，应加强教育、就业、收入、医疗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建设。这就抽离了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而把和谐社会理论降低为解决人民切实具体利益的权宜之策。实际上，“民主和民生是中华振兴和共和国腾飞的两翼。不可偏颇。以发展民生，去阻挡民主，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其次，和谐社会在实践中也容易囿禁在寻求社会良性运行的治理方式层面。众所周知。任何治理方式本质上都是一种工具化的技术安排，它既无法离开政治权力安排而独立、全面地发挥效用，也不可能始终停留在权力自我调整层面而具有长期如一的效果。 　　 　　二、和谐社会的支点 　　 　　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矛盾能够得到有效缓释，社会秩序良好，人际关系和睦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