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脉络.pptVIP

规范的代理理论追求特定形式的合同设计的数学模式，从效用函数、不确定性、信息分布和报酬安排出发，构造风险适当分担的合同关系，即构造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合同关系，以激励代理人在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完全监督情况下，做出能使委托人趋于实现福利最大化的选择。 实证的代理理论假定上述规范问题已经解决，着重研究表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均衡关系的合同的决定因素（或构成要素），以及双方面临的激励问题，其侧重点是寻找以最小的代理成本构造可观察的合同关系的办法。 对于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代理问题，需要设计出机制或合同以激励代理人，使其向市场传递而非隐藏信息，而且传递的信息是真实而非虚假的，使其有努力的积极性而非采取机会主义。这样的机制和合同也被称为激励机制和激励合同。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双方是通过契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签约过程就是博弈的过程。 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做出决策时都会考虑对方的反应，他们最终达成的契约（即均衡契约）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代理人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任何委托人希望代理人采取的行动都只能通过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这就是所谓激励相容约束。 代理人从接受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或接受任何其他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即保留效用），这就是参与约束。 针对逆向选择问题的机制设计，其核心是“如何让人说真话”——选择什么样的合同以获得代理人的私人信息。 逆向选择模型就是研究事前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包括阿克洛夫的“旧车市场模型”、罗斯查尔德和斯蒂格里茨的“保险市场模型”、斯蒂格里茨和温斯的“信贷市场模型”、斯彭斯的“劳动力市场模型”等。 针对道德风险问题的机制设计，其核心是“如何让人不偷懒”——设计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所希望的行动。 道德风险模型就是研究事后非对称信息博弈的模型，在对道德风险问题进行模型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方法：状态空间模型、参数分布模型和一般分布模型。 具体的道德风险模型分为基于委托人人道德风险的模型（主要是基于序数的激励合同理论）和基于代理人道德风险的模型（这是主要部分）。后者中简单的静态模型考察了单一阶段、单一任务和单一委托人—代理人的情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阶段的动态模型（包括重复博弈模型、代理人市场—声誉模型、棘轮效应模型等）、多任务模型、多个委托人模型和多个代理人模型等。 6.4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理论也被称为新经济史学,是新制度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派别的代表人物是福格尔和诺斯。 新经济史学最初的研究重点是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及其作用，得出了一些与传统经济史学迥然不同的结论。例如，奴隶制度，如果没有南北战争，不会走向崩溃；铁路对于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被夸大了，铁路并非是唯一的可选方案（如修筑运河等）。 它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传统。这一传统在配第（1623—1687）、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该传统到李嘉图就中断了。李嘉图所运用的是一种“非历史”的“强制”抽象法，这种“李嘉图恶习” （熊彼特，1992）使得经济学摒弃历史归纳法而采用抽象演绎法。 正如前文所述，德国历史学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新经济史学则恢复了经济学传统，即经济学理论被视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理论要从历史中提炼，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 主流经济学的增长模型 在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被作为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被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 根据新古典理论，分工和专业化是解释经济增长的关键。随着人口和知识存量的增长以及贸易规模和范围的拓展，部门和区域间的专业化分工将不断深化和扩大，这将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和生产率的提高，创新和技术进步也将持续涌现。进一步，又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提高。 新古典关于经济增长的概念图式似乎表明，经济增长一旦启动市场机制就能自动地使之稳定地持续下去。 然而，这并没有得到历史上的增长过程的支持，大量的经验事实与之并不相符，反而表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技术进步，但海运业的生产率却显著提高。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完善降低了海运成本，使得海运业的生产率大为提高。 参见诺思在1968年10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 900—1700年间，经济增长并没有在整个西方同时出现，是尼德兰和英格兰而不是法兰西和西班牙首先在西方世界兴起。尼德兰和英格兰地区较早地进行了产权的变革，从制度上激发和保护了经济领域中的创新活动。 参见诺思和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