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性政治”理论的研究进路、限度及其突破.docVIP

“抗争性政治”理论的研究进路、限度及其突破 　　自从“抗争性政治”理论引入中国学界以来,逐渐成为研究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进路之一,美国学者裴宜理也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研究抗争性政治最好的实验室”,“中国的抗争性政治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世纪一直到陈胜和吴广那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抗争性政治”理论在面对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时存在着一定限度。因为如果在“中国大历史”视角下加以审视,在基层社会场域中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某些体制障碍,表现为一种创造性政治实践,它已超越了“抗争性政治”理论分析模式,形成了特有的创造性政治。这就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理论对社会群体性事件文本加以分析与解释。 　　一、“抗争性政治”理论的研究 　　进路及其限度如果说市民改变了西方国家,那么农民则改变了中国。因此,研究农民政治行为是分析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视角。这里的农民,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同时也包括具有农民意识的人。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国家治理处于一种“板块式治理”模式,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分散的小农与强制的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政治上则主要表现为压迫与反抗、顺从与叛乱,或者是“顺民与仁政”、“暴民与暴政”的循环往复,因此也形成了解释农民政治行为和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经典模式,即压迫-反抗的“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农民对于国家而言,要么是逆来顺受,要么是官逼民反。 　　20世纪的学者基本上都是沿用这种分析框架来加以分析的。例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曾系统地论述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农村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钟摆”角色,并认为“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另一学者斯科特则提出了著名的“弱者的武器”,认为“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权威对抗”。毛泽东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被统治阶级不断反抗统治阶级的历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抗争性政治思想可谓由来已久。 　　真正将抗争性政治上升为理论层面加以论述的是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 　　1996年,查尔斯·蒂利、麦克亚当和塔罗共同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图绘抗争政治》,这篇论文后来被扩充到《抗争的动力》和《抗争政治》两部核心著作,并系统地论述了抗争性政治理论。在蒂利看来,抗争性政治是由抗争行为、集体行动与公共政治的交集构成的,是“发生在诉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诉求对象(ob-jects)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他要强调的是抗争政治是间歇性的,发生不具有规律性和连续性,并且,政府在其中充当调解人、目标或者提出要求者”。因此,“抗争性政治主要包含着这样的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做出协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则在这些互动中做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抑或第三方而介入其中。” 　　抗争性政治理论后被迅速运用于中国,用来分析日益频发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如欧博文和李连江提出的“依法抗争”观点,于建嵘提出的“以理抗争”,应星提出的“以气抗争”,董海军提出的“以势抗争”,徐昕提出的“以死抗争”等,实际上都是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的沿用。 　　抗争性政治理论在解释社会群体性事件时主要存在两个理论假定。一是“抗争”,即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两极对立状态。农民为改善自身生存状况,就需要通过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抗争国家。因此,这种集体抗争活动通常表现为一种“底层社会”立场和与精英研究迥异的“底层视角”。农民作为首属弱势群体,要么是顺民,要么是暴民。二是“保守性”,即农民是传统体制的依附者和历史的被动者,他们所发起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及其抗争活动,往往以改善自身痛苦的生存条件为原始动力,表现出一种“安全经济学”,很难对既有的政治体制予以冲击与突破。因此,在农民身上,“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但是,当我们用抗争性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民政治行为及其表现出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时,不免会遇到一些困境与疑惑。一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简单的两极对立,也非简单的一味顺从,而是一种相对复杂的互动关系。当然也很难说中国存在所谓的“底层社会”。因为“底层社会”是依据精英-大众的关系加以界定的,它内含着等级统治和阶级对立关系。 　　这与社会群体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