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作业.docVIP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湖南长沙人。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途，其后赴美研习历史，主张要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出版20余年来多次刊行而不衰，其读者面也早已不限于史学界，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史学工作者们思考的事情。《万历十五年》一、更趋精细的历史观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许多只能从最隐微处去察知，思想史研究尤然。史家应将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多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的研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回应近代挑战的独特方式，使历史图像的构成呈现出丰姿多彩、复杂多样的本态。这种趋于更为仔细的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相之再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其实这一年大明王朝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意，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却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般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时年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了从历史的细微末节入手，而又摆脱具体历史事件的束缚，找寻更为准确的历史时代特征。如通过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表现一个朝代的主要特征在对于人物历史活动的叙述中，他强调将人物与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且不放过人物的个性特征，从而使那些本来被史学界研究得很深的人物得以以新面孔再现于读者面前。从“大历史”观出发，注重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时下已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已外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在世纪交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正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转型规律性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对吸收先进的史学思想，构筑跨世纪的新型史观亦极具提示意义。一如布罗代尔所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接收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黄仁宇的学术特点在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虽然从一人一事入手，从一个年份说起，所要说明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黄仁宇以这样一段悲怆的文字结束了全书：“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总体的历史观 概而言之，是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作为范式的“总体史”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方法，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戚继光、张居正、海瑞、申时行、李贽等人的一些行为举止，给历史留下的影响，更可看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虽说国泰民安，海瑞仍敢于在一封公开奏折里批评嘉靖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愚蠢”，这需要大无畏的勇气，以及知识赋予的独立人格。 《万历十五年》中，作者论述了许多有关国家兴亡的问题：张居正试图搞经济体制改革，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